（2010）甘刑三终字第106号 (3)
17、证人陶某某证明，11月7日晚8点左右，杨炜打来电话说他的小孩不见了，让我问问我外甥陶世世知道不知道在哪。我说她没回来，这几天都没见。电话挂掉后我就给陶世世打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于是我就出去想通过其他办法联系。晚上9点钟，陶世世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她说她回来了，在家里。随后我就返回家，到家后我问她见杨主任家小孩没有，她说没见。9点半左右，陶世世说她要去找杨炜家小孩，我说你不要出去，我去看看，随后我就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晚上10点时，我小孩给我发了条信息说“我姐走了”（指陶世世）。凌晨12点半左右，公安人员把我叫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大约2点左右陶世世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她说她去网吧找小孩，但没找见，就把电话挂了。我就给公安人员说，陶世世回来了，随后公安人员就到我家把陶世世带到派出所了。
18、被告人陶世世供述：我在2005年7、8月份通过我舅舅到天水日报社广告部工作，工作期间我和杨炜产生了好感，2008年底我和杨炜就有了男女关系。2009年7月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发生了争吵，他就让我停职反省，但工资仍然照发。11月2日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都说有事，我就有些生气。晚上11点时我就赌气乘出租车到杨炜家楼下，让人把杨炜叫出来。杨炜就把我领到邮政宾馆登记了一间房，我们争吵了一会，后来又和好了。后来他说回家拿手机等半个小时就回来，但等到1点多他也没来，我又到他家楼下时见我舅也在，当时我舅就把我大骂了一顿，我很生气。11月3日我得知杨炜去了兰州，就包了辆出租车追上他。11月4日下午我坐班车回了天水，我打电话让杨炜在金龙宾馆给我登记了一间房。11月7日上午9时，我办了退房手续想回我舅家去，在路过“琪琪箱包店”时我就买了一个带拉杆的包，拉着包到天水晚报社转了一下，顺便把包放到了晚报社。我到单位上时张晓慧在值班，我就给杨炜打电话让他叫小张先回，他让我自己去说，我就以杨炜的名义让张晓慧回去了。快中午时我把箱子拿过来放到了主任办公室里面，一会儿杨某某就来了，我和他说话时他就对我态度不好，我拉他时杨某某顺手拿起烟灰缸打我，还骂我不要脸。我就捡起烟灰缸朝杨某某后脖子部位打了一下，把他推到墙上，他反抗时我掀着把他的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这时他大声叫喊，我当时气急了，就换着用两只手使劲捂他的口鼻，他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一放开他就倒在了地上。在他反抗时我把他的鼻子捣破了，血流了我一手，我就用抹布和稿纸把他脸部和我手上的血擦掉了。这时我发现他眼睛和手好像在动，我就用我当时围的围巾从杨某某脖子缠住，使劲勒了大约一分钟时间，又用办公室的胶带纸把他的嘴粘了两道。想着如何处理尸体时我突然想到他瘦瘦的也许能装到我买的箱子里，把他装好后我就叫个出租车想拉到南郭寺山上扔掉，但到停车厂时我看见有好几辆小车，怕被人发现就又让司机把我拉到了市里。到建新饭店我又挡了个出租车说要到南河川的道班那儿去。到地方后发现没有挖坑的东西，就从路上拦了一辆三轮车，从司机那儿花30元买了一把能拔钉子的小锤，挖了个坑把尸体埋掉了，挖坑的小锤扔在了路边。然后我就坐依维轲客车往市上走，走的过程中把埋杨某某时他身上掉出来的手机扔了。到安居小区门口垃圾点我把装零食和粘有血迹的抹布、稿纸的袋子扔了，把箱子放到了楼下的公用柴房里。到晚上十点多时我总觉得埋的地方不妥，就先打了个车到报社门口，看见人很多，我就让司机又把我拉回去，去柴房里把箱子拉出来放到后备箱里，让司机开车把我拉到我下午去过的公路上。本来想着去挖尸体，但又没有胆量，就借附近砖厂干活的人电话又把司机叫上来把我拉回到市上，把装尸体的箱子扔在了隍城路边桥头处的垃圾点，回到家中没过一会公安局的人就来了。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陶世世无视国法，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己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陶世世不能正确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竟对素无仇怨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进行侵害，采取手捂口鼻、勒压颈部等残忍手段致其死亡，后又清理现场痕迹，转移掩埋尸体，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其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一款，判决：被告人陶世世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陶世世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并无杀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首先对上诉人进行打骂，上诉人是在无法制止的情况下进行反击造成被害人死亡，故上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2、上诉人将杀害杨某某的事实告诉了陶元亮，明知陶元亮报警的情况下，没有逃跑，而是在家中等候，属自首，原判未予认定；3、本案属激情犯罪，上诉人主观恶性不大，且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过错，应酌情减轻上诉人的刑事责任；4、被害人的父亲杨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诉人在本案中也是受害人，其行为罪不至死，请求依法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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