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浙海终字第70号(4)
振兴××答辩称：四方《和解协议书》载明的650万元是扣减海鑫××已经支付款项后余下的欠款总额。一、四方《和解协议书》是经历一系列协议、诉讼等过程演变而来的。从《造船场地租赁协议书》约定开始计算租赁费的时间2007年6月30日起至签订四方《和解协议书》时，海鑫××应支付的租赁费已达1155.42万元。2010年6月24日《关于振兴船厂12号船台18000吨船舶处理的协议》是在原审法院法官的主持下，本案双方当事人、富某某司等人共同达成的，虽是复印件，但能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原判对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四方《和解协议书》确定的650万元是双方调解的结果，振兴××作出了退让。条文明确扣除龙门吊，返还定金后，还需支付280万元，因此从文某上解释该650万元是欠款总额。二、海鑫××明白除龙门吊外，其他设备的投入都不是降低租赁费某的理由。三、签订四方《和解协议书》之前，《造船场地租赁协议书》一直有效，原判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认定租赁费已达1155.42万元正确。四、原判未以《关于振兴船厂12号船台18000吨船舶处理的协议》推翻四方《和解协议书》，而是对2010年6月24日三方曾达成协议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上述两份协议确定的船台费，都是按照《造船场地租赁协议书》计算出来的1155.42万元丙上进行减免后的数额。五、收据上的用途（租金或垫付费某）是海鑫××填写，原判按海鑫××填写的用途把其支付的款项分成船台费和电费等，基本上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海鑫××提交了3份新的证据材料：1.海鑫××财务凭证一套，拟证明海鑫××在12号船台建造过程某先期投入9715461.50元；2.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冯某某租赁振兴××船台费由2008年的97万元每月降至18万每月；3.船台租赁协议两份，拟证明造船行业中船台租赁费由2007年每月百万降至2010年每月十几万。此外，海鑫××还于2012年7月18日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取（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2号案中富某某司法定代表人杨陵江的相关陈述，拟证明杨陵江对650万元系全部船台费还是拖欠船台费的陈乙后不一。振兴××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振兴××对海鑫××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证据1系一审诉讼前存在的材料，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这些财务凭证都是复印件，且都不是正规票据，也看不出是投资在本案讼争的船台上，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2对话双方身份的真实性不清楚，录音有没有经过剪辑也不清楚，且录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也是复印件，即使是原件，案外人之间的租赁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船台费的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能依据他人的价格推定我们的船台费过高，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本院对海鑫××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领款凭证、收款收据等票据，凭证记载的内容为购买铣板机、压机等机械设备，也有购买收音机、饮水机等日用品，还有预付费某、支付工资等，上述凭证均非支付船台租赁费的凭证，因双方明确约定有关基础设施的投入由海鑫××自行承担，故该证据即使系投入建设12号船台所用，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性。证据2电话录音记录，对话一方系案外人，通话过程没有中立的第三方作出公证，真实性难以认定，且对话内容反映的是案外人支付船台租赁费的情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3船台租赁协议系案外人之间签订，真实性难以认定，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性。因此，本院对海鑫××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定。对海鑫××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予以同意，并当庭将（2012）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2号案庭审笔录交由海鑫××查阅，海鑫××查阅后表示杨陵江在该案中提到船台费的内容，认为对650万是总额还是欠款没有认定。因此，海鑫××要求调取的证据不能证明杨陵江证言前后不一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四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是否为拖欠的船台租赁费，以及原判对证据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妥当。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一、四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是否为拖欠的船台租赁费
海鑫××与振兴××之间的船台费问题，在四方《和解协议书》中体现在第四条的约定：船台费总额确定为650万元，包括在振兴××为建造B船而产生的水电费等其他费某。海鑫××所有的龙门吊折价320万元，加上振兴××应当退还的保证金50万元，共计370万元，故海鑫××尚需支付振兴××280万元。现海鑫××提出实际多支付给振兴××363万元，但尚未核对，若核对属实，则振兴××应当在扣除海鑫××应当支付的280万元款项后实际返还海鑫××多支付的款项等。根据上述约定，除海鑫××提出的多支付的363万元需进一步核对外，双方明确在扣除龙门吊折价款320万元和退还保证金50万元后，海鑫××尚需支付船台租赁费280万元，因此该协议约定的650万元应理解为在扣除龙门吊折价款和退还保证金之前，海鑫××尚需支付的船台租赁费。况且，一审庭审中，四方《和解协议书》的拟稿人孙某某作为证人到庭，其陈述：“通过几方的沟通以后最后确定为650万元的余款”，证人杨陵江亦陈述“最后确定海鑫××欠振兴船厂650万元”。孙某某系海鑫××聘请的代理人，杨陵江系四方《和解协议书》甲方富某某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二人均系四方《和解协议书》的签署人，其证言具有客观性，原判采纳该二人证言正确。因此，四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是海鑫××尚欠的船台租赁费金额，而非海鑫××从2007年6月30日起至2010年8月19日止应支付的所有船台费金额。原判依据各方达成和解协议的过程，并结合相关证人证言，认定四方《和解协议书》约定的650万元系已扣减海鑫××已支付款项后尚欠的船台租赁费总额，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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