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松行初字第21号
原告储某某，男，汉族，1980年9月11日生，住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公民身份号码******19800911****。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上海市某区。
法定代表人邱某某，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陶某某，该支队副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沈某某，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工作人员。
原告储某某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某交警支队”）行政强制措施，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3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储某某，被告某交警支队的委托代理人陶某某、沈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2月4日，被告某交警支队出具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强制措施凭证》”），认定原告储某某于当日13时35分许，在本区某路南约11米实施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该机动车。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原告储某某诉称：2012年12月4日下午，某区某派出所警号为******号的民警滥用职权非法强制扣押了原告的电动车（该车并非做任何营运用途），并把原告强行推上警车带入某派出所。期间，该民警让两名社区保安“抢夺”车钥匙将电动车行驶到了某派出所，该民警即用机器开出罚单让原告签字。该民警是治安派出所的警察，并非交通警察，无权扣押车辆，开出的罚单上却显示是交警支队的章，且该民警的警号与罚单上显示的警号不一致，执法程序严重违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但被告却直接扣车，且执法现场也没有交警。故，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追究被告的违法责任，撤销被告扣留原告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
被告某交警支队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2012年12月4日，执勤民警宋某在本区某路南约11米处，发现一辆无牌证的电动三轮车在道路上行驶，民警即拦下该车进行检查，车辆驾驶人即本案原告不能提供该车牌证，民警即向其指出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规定，遂民警依据该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扣留了该机动车。上述事实由民警执法经过、强制措施凭证（编号**********）等证据所证实。（二）、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和权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民警履行了口头告知、听取陈述、制作凭证、当场送达交付等执法环节，符合程序规定。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依据。（三）、原告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的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故被告直接扣留其电动三轮车的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对此，被告认为：首先，原告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作了错误理解。该条适用的对象是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而原告并不属于上述任一对象。其次，原告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根据2012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原告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符合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的规定，属于机动车范畴，理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的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而原告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据此，被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之规定，扣留原告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储某某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据明确，执法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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