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杨行初字第38号
原告某公司A。
法定代表人方某，总经理。
被告某局。
法定代表人杨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某，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某，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某公司Ｂ。
法定代表人王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某，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某A，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某公司A不服被告某局作出的沪工商杨案处字〔2013〕第100201210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某公司Ｂ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原告某公司A法定代表人方某，被告某局委托代理人周某、邵某，第三人某公司Ｂ委托代理人周某、陈某A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25日，被告作出《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原告在设立登记时，其法定代表人利用保管第三人公章的便利，未经第三人同意，擅自在向被告提交的注册登记材料中加盖第三人的公章，并以第三人的名义出资，将其作为股东之一，成立了与第三人企业名称相近的原告公司。原告取得营业执照后，即以第三人关联企业的名义对外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工程总价人民币578万元。原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吊销原告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原告某公司A诉称，原告成立时所提供的工商材料都是真实的，没有伪造。第三人出资成立原告，系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并有录音为证，原告曾再三要求提供录音，但被告不予采纳。另被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有诱供行为，其采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没有原告违法严重的情节，亦没有情节严重吊销营业执照的具体处罚标准。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沪工商杨案处字〔2013〕第1002012104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某局辩称，被告具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且管辖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维持。
第三人某公司Ｂ述称，同意被告意见。另原告诉称的内容都不正确，相关事实已在生效民事判决中予以确认，请求予以维持。
庭审中，被告提供以下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之规定，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经质证，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
庭审中，被告提供以下事实证据：
第一组证据如下：
1、杨浦区人民法院（2012）杨民二（商）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书；
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40号民事裁定书；
证据1、2证明生效判决确认第三人自始不是原告股东。经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查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系在未获得任何授权情况下，擅自使用第三人公章，加盖在原告设立时有关文件上，隐瞒重要事实，以欺瞒手段使第三人成为原告股东，事实上第三人在原告设立过程中从未出资。
3、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2012年4月27日询问笔录、2012年5月9日两次询问笔录、2013年1月9日询问笔录；
4、方某身份证明；
证据3、4证明方某隐瞒重要事实，以欺诈手段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原告登记行为的严重后果。第一次询问中方某承认未经第三人同意，擅自使用其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以第三人名义存现金人民币5万元进入原告验资库，作为出资；以第三人名义成为股东的目的，是在成立原告公司时，就可取得相近第三人公司名称，便于原告今后开展业务。在第二次笔录中，方某陈述为设立原告公司擅自加盖第三人印章、法人印鉴章，并提交虚假文件。第三次笔录中，方某陈述原告公司设立后，以第三人关联企业名义，在2012年1月19日与合肥一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总价人民币100多万元，后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不是原告股东。
5、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王某2012年5月7日询问笔录；
6、王某身份证明；
7、某公司Ｃ法定代表人周某2012年5月7日询问笔录；
8、周某身份证明；
9、某公司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证据5-9证明第三人、某公司Ｃ在原告公司设立过程中未同意原告营业范围和名称等，对原告不予认可，且与原告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
10、陈某B2012年5月24日询问笔录；
11、陈某B身份证明；
证据10 、11证明原告设立时确未召开股东会议，取得公司登记时提交了虚假材料。对询问笔录陈某B本人虽不同意签名，但不影响笔录效力。
12、2013年3月12日听证笔录及相关材料；
证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前，因当事人要求依法组织听证，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质证权利，充分听取原告、第三人、案件调查人等的意见，听证笔录证明原告虚假登记公司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执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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