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动态

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2)
二是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予以细化，比如针对《意见》规定的“四类案件”实践中存在的范围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实施意见》就发现机制、启动程序、监管方式等作出更为细化明确的规定。
三是对需要调整有关内容的予以调整，比如实践中院领导办案工作量的计算方法以本院法官平均办案工作量为计算基数调整为以本院法官平均办案工作量或办理案件所属审判业务类别法官平均办案工作量为计算基数，并将辖区内三级法院院长、庭长办案工作量的确定权限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自行确定调整为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确定。
四是对需要完善有关政策的予以完善，比如为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实施意见》规定“合议庭不采纳专业法官会议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的，应当在办案系统中标注并说明理由，并提请庭长、院长予以监督，庭长、院长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应当按程序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又如，为了鼓励工作岗位交流，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保持队伍活力，完善员额交流有关政策，规定“员额法官因工作需要调整到法院非员额岗位，五年内重新回到基层或者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经所在法院党组审议后，层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入额；五年内重新回到高级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岗位的，分别经本院党组决定入额。”
问：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后，有人担心审判监督弱化、裁判质量下滑，《实施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强化审判监督管理的举措，这是否意味着“放权”尺度收紧？
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要义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我们推进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从来都是强调有序放权和依法监督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实施意见》一方面重申了放权的要求，比如规定“充分尊重独任法官、合议庭法定审判组织地位，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副院长、庭长不再审核签发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得以口头指示等方式变相审批案件，不得违反规定要求法官汇报案件。”另一方面，也细化了有关审判监督管理的内容。目前改革过程中，放权后院长庭长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实施意见》有针对性地对如何建立健全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加强指导。
问：司法责任制改革后，裁判质量如何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能否提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类案不同判现象，《实施意见》有何解决途径？
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成效，最终要看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是否有效提升，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有的地方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所凸显，影响了裁判权威和公信力。对此，《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一是完善案件分配机制，系列性、群体性或者关联性案件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织办理，这样能保证这类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把握；二是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要求判决可能形成新的裁判标准或者改变同类生效案件裁判标准的，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三是完善指导性案例、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四是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要求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或者“类案不同判”可能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制作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报告，并在合议庭评议或者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时说明；五是完善院长、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对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加强事中监督。
问：司法队伍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基础和前提。据了解，当前各地法院案件压力较大，部分法院法官员额比例紧张，审判辅助人员面临较大缺口，请问《实施意见》在完善司法责任制配套举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能方面作出了哪些规定？
答：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逐年攀升，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经超过2500万件，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超2200万件，部分基层法院年人均办案量已超过600件。面临巨大的办案压力，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既要实现在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的优化，也要实现审判质量效率的提升。为此，《实施意见》主要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配套举措：

总共3页 [1] 2 [3]
上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