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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权威解读！这些都属于哄抬物价，一律从严从重处罚！(3)
考虑到提高执法效率，对于量大面广的零售环节经营者，如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通过公告、发放提醒告诫书等形式，统一向经营者告诫不得非法囤积，则可以视为已依法履行告诫程序，在执法过程中可不再对具有囤积行为的经营者分别进行告诫，直接认定其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五、经营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价格行为。
（一）在销售防疫用品过程中，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变相提高防疫用品价格的；
（二）未提高防疫用品或者民生商品价格，但大幅度提高配送费用或者收取其他费用的；
（三）经营者销售同品种商品，超过1月19日前（含当日，下同）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
（四）疫情发生前未实际销售，或者1月19日前实际交易情况无法查证的，经营者在购进成本基础上大幅提高价格对外销售，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不立即改正的。
经营者有本条第（三）项情形，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立即改正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本条第（四）项“大幅度提高”，由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考虑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结合实际具体认定。
解读
本条主要明确了疫情防控期间其他较为常见的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同时对相关的认定标准和裁量尺度作出原则性规定。
哄抬价格的手段是多样的，立法者难以穷尽列举，因此《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规定了兜底条款，以便于执法机关在实际执法中，根据立法精神，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本条主要明确了疫情防控期间其他较为常见的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同时对相关的认定标准和裁量尺度作出原则性规定。
一是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变相提高防疫用品价格。疫情发生后，在执法实践中发现，销售防疫用品的过程中，经营者为规避哄抬价格的法律规定，并未直接提高所销售的防疫用品本身的价格，而是通过违背消费者意愿强制搭售其他商品，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者购买防疫用品的支出。
如在购买N95口罩时，强制消费者必须购买其并不需要的蛋白粉、维生素等高价保健用品，既变相提高了口罩价格，同时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主观恶性较强。
理论上，民生商品也可能出现强制搭售的情况，但由于防疫用品的可替代性较差，相比民生商品更容易出现强制搭售的情况，执法实践中强制搭售也主要发生在防疫用品领域，因此，本条仅对防疫用品的强制搭售行为进行规范。
二是大幅提高配送费用或其他费用。疫情期间，为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不见面”购物模式兴起，消费者购买防疫用品或者民生商品，往往选择由商家通过快递等方式配送。
经营者为规避哄抬价格的法律规定，不直接提高所售商品本身的价格，而采取大幅度提高配送费的形式来变相提高所售商品的价格。这种行为在本质上和本条第（一）项行为是一样的，都是强制消费者接受不合理的价格条件，主观恶性较强。
尤其是电商经营者通过此种方式，既可以达到高价销售的目的，又可以提高线上销售的点击率，进而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社会危害性更大。当然，考虑到疫情期间人工成本可能出现上涨，经营者确因成本因素合理提高配送费用的，一般不宜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
三是经营者在疫情发生前后销售同种类商品，超过正常进销差价率，提价销售商品行为。在疫情未发生时，某种商品正常销售的进销差价率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正常进销价差率是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哄抬价格的重要量化标准。疫情发生后，因短期内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需求大幅上升，进货成本也会出现上扬，为避免短期内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进一步增强恐慌心理，放大非理性需求，采取正常进销差价率来限定商品销售价格，既给予社会明确的价格预期，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和经营者供货积极性，又能够直观判断哄抬价格的行为，有利于特殊时期哄抬价格行为的快速认定和查处，尽快平抑市场价格。
在正常进销差价率的确定上，《指导意见》采用了1月19日（含当日）作为节点，主要考虑是，国家卫健委经国务院批准，于2020年1月20日发布公告，对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因此，将某种商品的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作为参考，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市场供需状况和价格水平。1月19日前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是指排除促销因素等特定情况外的一般销售情形下，最后一笔实际交易流水的进销差价率。考虑到不同经营模式下，同种商品的进货价格计算方式存在差异，对于执法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进价计算方式，但对同一经营者，在比对1月19日之前和之后的进销差价率时，计算方式应保持前后一致。
四是本条第（四）项列举的情形，实际是超过正常进销差价率的特殊情况。由于各地防疫物资、民生商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市场供需状况各不相同，《指导意见》并未对“大幅度提高”给出具体认定标准，而是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综合考量经营者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认定哄抬价格的行为。处罚不是监管的目的，考虑到“大幅度提高”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为确保疫情期间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正常的供应，鼓励经营者增加市场供给，对于本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指导意见》增加“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不立即改正”这一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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