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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法院探索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新机制(2)
鹿城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员额法官孙晓琳面对这位言语含糊但文字表达清楚的老年人，首次尝试启用答卷式庭审模式，全程以笔录问答式，对这起特殊的涉老年人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以此为借鉴，鹿城法院根据老年人个体差异，有的放矢地提供定制式诉讼服务项目，让司法温度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比如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申请视频询问或者巡回法庭等诉讼模式；无法流利使用普通话的老年人，可申请使用对应方言的乡音诉讼模式；不会使用“浙江移动微法院”等智能化平台的老年人，可采用线下诉讼模式……
刘万成说：“原则是传统服务优化与智能服务便利并行，不要强行要求老年人适应智能诉讼，而是想方设法地让诉讼服务适合老年人，让老年人在诉讼活动中切身感受到舒适、尊严和体面。”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平阳、鹿城法院之后，目前浙江省不少地方，如杭州桐庐法院、宁波镇海法院、丽水遂昌法院、松阳法院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相继推出不少适老型服务新举措：在诉讼服务中心大厅中设“老年人优先窗口”，配备老花镜、轮椅、急救箱等便民设施，印制大字体诉讼指南，提供“一对一”导诉服务，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开设心理疏导室、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尽量为老年人诉讼开通绿色通道，提供服务便利。
小举措大成效
客观理性保障裁判公正
“法官您好，我记性不怎么好，耳朵也有些背，明天庭前会议，我可以让我的邻居陪我一起参加吗？”因为押金是否足额退还的问题，张大伯和他的租客产生了民事纠纷，他小学没毕业，子女都在外地工作，身边也没有其他亲人，于是他向法庭提出了要求邻居陪同诉讼的申请。
得到法庭肯定回复后，张大伯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陪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但并没有具体的制度构建。
鹿城法院推出的适老型诉讼机制首次明确写明，实施陪同诉讼制度，根据老年人诉讼能力等级及个案情况，可以由亲朋好友或者老年人所在社区（村）指派相关人员担任老年人的陪同人员并参与诉讼过程，负责信息传达、解释说明等事宜，避免老年人开庭时出现说不清理还乱的尴尬局面。
在鹿城区东郊法庭，张大伯笑着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活了70年，我第一次上法院，心里没底。我邻居是中学老师，他今天陪我来，我放心。”
孙晓琳解释说，陪同诉讼不同于诉讼代理制度，它不限于近亲属、工作人员等身份限制，也不要求陪同人员具有律师、法律工作者资格，陪同人员可陪同当事人参与或者协助办理等程序性事项，但不具有实体决定权。
“陪同不等于包办。”刘万成说，“老年人的身体素质、理解能力、反应能力往往无法适应高速运转的经济社会，很多事情往往由子女代劳，其个人意志也往往容易被淡化，而被子女等近亲属的意志所代替。”
有鉴于此，鹿城法院的适老型诉讼服务，充分关注老年人的真实意思，比如在审理涉老案件时，用通俗话语代替法言法语，适当调整庭审节奏，逐一询问老年当事人是否听清、听懂，充分保障其发言权。
针对部分老年人意愿容易受他人影响甚至被简单代替的情形，鹿城法院在各个诉讼环节特别设置了询问、核对程序。在老年人与代理人同时参加诉讼时，谈话、调解、庭审中询问老年人本人意见，核对相关代理手续、证据。对未到场、未到庭的老年人通过电话联络或上门走访等方式，对其真实意愿进行确认，放大真实性司法声音。
3月31日，在鹿城法院胡佳颖工作室，《法治日报》记者看到胡佳颖法官就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一再询问一老者：“大爷，您把名下的房产过户给外孙之后，以后该房产的决定权都在您外孙手中……”让对方充分知悉其处分行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纠纷设置冷静期，涉老年人家庭内部纠纷，其实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走进人心，尤其是对于年迈的、思维慢的老人，更有必要提供缓冲带。
有鉴于此，鹿城法院适老型诉讼服务创新设立了缓冲期制度，经双方同意确定调解期限，可邀请基层组织网格员参与化解纠纷，缓冲期最长不超过两个月。
“我爸脑子不清了，他硬是要把财产留给小保姆，我们真的担心，保姆拿钱走人了。我们做子女的，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日前，市民吴先生无奈地向五马街道矛调中心调解员马大姐求助。
吴大爷则斩钉截铁地对马大姐说：“儿女们常年不来看我，只有这个保姆真心待我。我的财产我说了算，就算以后人财两空，我也不会让儿子给我养老送终。”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特约调解员马大姐只得向社会观察团求助。
鹿城法院和属地街道共同组建的社会观察团，这时候发挥了作用，热心的大伯大妈通过多方调查、反复调解，形成调查报告，为法院裁判提供了事实基础，最终促使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小合作大力量
送法上门彰显司法温暖
“那30万元是我的养老钱，现在拿不回来，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我该怎么办呀？”张阿姨面带愁容，眉头紧锁向送法上门的法官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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