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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负责人就《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第一批）》答记者问(2)
　　记者：最高检发布的这一批少捕慎诉慎押典型案例有什么特点？ 
　　苗生明：这一批典型案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做到了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公开听证，注重听取各方意见，并且积极开展诉源治理，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一是体现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落实。对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依法不批捕不起诉。如案例一中，姜某与被害人因相邻通道使用问题存在积怨多年，案发当天又因此争执，姜某用斧头背将被害人打成轻伤。检察机关通过检调对接，多方共同努力，化解了姜某与被害人的矛盾，促成双方和解，在此基础上依法对姜某作出不起诉处理。但同样是轻伤害犯罪的案例二中，徐某持刀扎刺与其同居的被害人胸、背、手、腿等多处部位，其中，三处伤情均达到轻伤程度。而且，徐某隐瞒自己已婚已育的情况与被害人同居，其间多次殴打被害人，并扬言骚扰被害人家人，案发后在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拒不认罪、也不赔偿。虽然也属于轻罪案件，但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检察机关依法对徐某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对共同犯罪案件，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依法区分情形、区别对待，做到宽严相济。如案例四中，韩某、马某等47名不符合补贴领取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骗取政府生活补贴。其中，韩某积极介绍9名同学骗取补贴，并收取好处费，社会危害严重，应当从严处理，检察机关对其依法提起公诉，而马某等46人，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坦白、退赃等情节，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案例五则充分体现了对共同犯罪区分情形、分层处理的要求。二是注重在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前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对这些案件作出不起诉前，通过组织公开听证，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案件处理等问题听取了各方意见。如上述在对马某等人拟不起诉时，检察机关召开听证会，邀请律师、人民监督员等参加听证，广泛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参加听证人员一致认为结合本案情况，应给予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改过自新、服务社会的机会。综合听证情况，检察机关依法对马某等46人作出不起诉处理。案例一中，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前也组织了听证。三是强调履职尽责，发挥检察职能，推动完善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办案中对案发地区、案发领域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检察建议，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和涉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促进社会管理完善和依法行政水平提升。如上述韩某、马某等人诈骗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促进职能部门调整补贴政策，从源头上杜绝骗领补贴的可能。
　　记者：为依法落实“少捕”政策，公安司法机关都做了哪些努力？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逮捕决定后，能让人民群众真正放心吗？又是怎么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呢？ 
　　苗生明：如前所述，依法落实“少捕”不是不捕。对那些严重犯罪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强调依法逮捕、起诉，从严打击；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双方达成刑事和解的等轻罪案件，从刑事立案之初就依法不羁押，但对轻罪案件也不是一味强调少捕，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严格把握逮捕条件，作出不逮捕前要进行危险性评估，而且注重动态考察，根据诉讼需要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一是依法落实“少捕”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刑事诉讼各环节，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统一尺度、优化衔接上强化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从办案数据上看，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起点和前端，在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上做了很大努力，效果也是明显的，比如，公安机关的提请逮捕率近年来逐年下降，今年1-10月提请逮捕率55.6%，较2018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有的地区则更低，如江苏今年以来提捕率29.6%，山东今年以来提捕率34.2%。从发布的典型案例也可以看出，对一些轻罪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就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从源头上降低了羁押率。再如，公安机关对于不批捕、不起诉复议复核率也在逐年下降，不批捕的复议率较2018年下降1个百分点，复核率下降0.5个百分点；不起诉复议率较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复核率下降0.5个百分点，说明司法共识逐步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强制措施也在逐步体现其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定位，开始形成非羁押候审以依法是否足以保障诉讼必要为标准，对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是否判处实刑以罪行本身严重程度为标准。从办案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检察机关采取非羁押措施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判处实刑8.3万余人。发布的案例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廖某犯罪行为情节严重，但综合全案考虑，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廖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廖某认罪服判。二是在审查逮捕环节探索建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是审查逮捕的法定条件，但是如何判断还缺少客观明确的标准，导致办案人员在把握上有一定困难，易于“一捕了之”。对此，最高检部署在北京、河北、山西等11个省（市）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试点工作，地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尝试，并运用于指导办案。如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将量化评估因素分为人身因素、犯罪因素和妨碍诉讼因素三类，细化评估项目43项，构建社会危险性评估模型。今年以来，该院运用量化评估机制，诉前羁押率46.93%，同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三是对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故意实施新的犯罪，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有其他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行为的，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批准逮捕。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将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为逮捕措施1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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