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张卫平(2)
的诉讼方式和程序。如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和着重调解的制度
等等具有其特色的诉讼制度。这种民事诉讼的结构特色一直为20世纪50车代至80年代的民事诉
讼规则以及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新民事诉讼法所继受。
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和程序的存在和建立并不意味着就自然相应地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的理论体
系。不能否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如何解决民事纠纷已经有了某些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感性认
识和诉讼观念。但这些指导思想、感性认识和诉讼观念并没有形成或上升为理论，并一步体系化。
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步引进原苏联的各种法律制度，其中包括诉讼制度。比较典型的是
移植原苏联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
通则（草案）》。该《通则》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确有重大错误时，须向最
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请于再审。随着原苏联诉讼制度的引进，原苏联的诉讼理论亦随之被介绍到我国。
50年代中后期一批原苏联法学家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和民事诉讼法典被翻译介绍给我国。其中作为
体系化的民事诉讼理论教科书，当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阿·克列曼教授的《苏维埃民事诉
讼》。该书对我国建国初期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克列曼教授在该书中的理论阐述和论理
方法几乎成了一种“理论范式”。其结构体系也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的范本。专题研究方面
的专著，无疑应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的名著——《诉权》一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
影响最大，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准与顾尔维奇的诉权研究成果
是不可分的。在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影响下，我国在50年代的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形成了小小
的高潮。当时已有学者论及民事诉讼法学的对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证据、
法院调解和民事执行等等理论与实务问题。
当时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并非完全是应民事诉讼实践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探讨，不过是作为原苏联
社会科学理论全盘移植过程中，法律领域内侧应性、介绍性研究而已。民事诉讼程序的最简化、柔软化是
当时民事诉讼政策的基本要求，因此，粗放、简化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对诉讼理论研究提出较高的要求。
更谈不上诉讼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命运与其他法学学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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