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张卫平(8)
们行使和履行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原苏联民事诉讼中国家干预原则
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都要求在实际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诚然，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全面吸收和移植，但亦不能否认我
国民事诉讼理论体制中继承了我国过去民事纠纷解决的传统，并把对传统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感性认
识上升为理论，并溶进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之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诉讼调解的理论。对诉讼调解制度
的理论认知甚至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升到对事物矛盾性质分析的高度。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对
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使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具有了中国的特色。这一点大概是不容置疑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全方位的增变。现在仍然处于这种历史性的
转换时期之中。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整体变革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的转变可以说是中
国社会所有变革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或
转换，诸如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观念的转换、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促使了法制的
发展和完善。从70年代末开始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以恢复法律秩序，重建最基本的法律
制度框架来加以体现的。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中国50年代法制模式的延续，是按照那时的所构想的法制
蓝图来实施的。具体的法律规定也都反映了当时法律理论的观照。不管是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
诉讼法（试行），都是如此．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莫过于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紧密的经济民事
法规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巩固。法制的积极推动作用使超前性立法大
量出台，形成了立法的高潮，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立法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具有所谓超
前性的法律毕竟是少数。因为具有超前性的法律要求该法律的制定能符合规制对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
充分预测将来规制过程中出现的基本情况，这就大大增加了超前性立法的难度。超前性立法更多的是
在经济立法领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使移植性经济法规的制定容易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度里
实施。更多的立法属于“滞后性”和“随机性”的。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法律在制定时具有应时性，反映
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迅速，加之法律理论研究的薄弱，往往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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