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理思考/徐军(3)
（二）比较与分析
从以上论述来看，上述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在具体运作上各有特色，但在制度构成上也具有不少共同特点。
一是在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初始目的上看，都是为了配合对抗制审判方式的需要。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传统就是一种对抗制诉讼，法官或陪审员居中裁判，审判前不能接触诉讼任何一方提出的证据材料，即控诉方向法院起诉时不能附带任何证据材料，所有证据材料只能在法庭审理时当庭提出。这样也就给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带来困难，因为在庭审前没有了解控诉方的证据，也就没有办法在庭审时有针对性的提出有效辩护，而且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与手段上的劣势，取得的证据比较少，这样显然无法与控诉方进行对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办法只有在庭审前控诉方将自己所收集的证据向辩护方展示，让其查阅。可以说，证据开示制度是程序正当这一大背景下对抗制审判方式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也正是如此，日本、意大利审判方式向对抗制转变后，证据开示制度也随之建立。
二是证据开示的主体上，不仅有控诉方也有辩护方。在英国，虽然开始之时，证据开示责任只在于控诉一方，但通过判例与立法，辩护一方也逐渐负有证据开示责任而成证据开示的主体。美国也是一样，也有一个从控诉方单方展示向控辩双方双向展示的发展过程。日本与意大利，由于是在借鉴英美国家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上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种双方的双向开示责任。为什么有这种转变，这与证据开示制度所承担的功能有关。初始时，证据开示制度主要解决的是辩护方的阅卷问题，即“平等武装”问题，但后来又逐渐演变出防止突袭指控或突袭辩护，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而辩护方在庭审时才提出辩护证据，显然不利于这种功能的实现，因此，辩护方成为证据开示主体，也需要向控诉方展示辩护证据。
三是在证据开示内容上，控诉方开示的范围都要比辩护方开示的范围大。一般来说，开示的内容主要有：1.对拟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姓名、住址应相互提供；2.拟提交法庭的书证、物证，检查报告、鉴定结论应当开示。但总体上看，控诉方承担的开示责任大于辩护方，除了出于公共利益以外，控诉方一般都需要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材料向辩护方展示，只要是有利于辩护方的，而不管是否打算在法庭上出示；相反，辩护方只需要在向控诉方展示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其他不需要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材料不需要向控诉方展示。其理由，从控诉方来说，主要在于控诉方是国家机关，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而且其有着比辩护方更多的调查取证手段与能力，理应“照顾”辩护方；从辩护方来讲，则在于其取证手段差，而且辩护方虽然不能通过破坏控诉方证据基础来逃避刑事责任，但不仅没有帮助控诉方指控自己的义务，而且也不能禁止其利用控诉方的失职或漏洞来逃避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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