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理思考/徐军(4)
四是在证据开示的司法审查上，法官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对证据开示争议享有裁判权；在没有预审或审前程序的国家，法官还有权对证据开示的过程进行监督；法官对不履行证据开示义务的任何一方还保有制裁的权力；对于检察官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的开示，某些国家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证据说到底就是一种信息，信息不对称对于握有信息的人来说，往往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利益。因此，对于身处对抗的诉讼双方来说，都希望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冲突就难免发生。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根据自然正义原理，只能对抗双方以外的中立的第三方来裁决。法院的介入为此具有正当理由。更何况，证据开示制度说到底是为法庭审判服务的，法院作为法庭审判的主持者，理应由其对开示过程中存在的争议进行裁决。
二、域外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
制度本身不是目的，其建立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证据开示制度亦是如此。从上述几个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来看，它们具有以下保障程序公正与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
一是有效辩护。这是对于被告人而言的，也是证据开示制度的直接功能和初始目的。从介入时间来看，最先介入诉讼的是控诉方，尤其是对犯罪现场，最先到场的是控诉方的侦查人员，而辩护律师一般是在控诉方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后才介入。由于时间的优势，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材料明显优于辩护方。从调查取证手段来看，控诉方是以国家作为保障的，拥有多种多样的调查手段、技术与能力，再加上公民憎恨犯罪的心理，控诉方发现证据的可能性明显强于辩护律师。在这种“武装”不平等的情况下，如果不经过证据开示制度，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在法庭上进行对抗，辩护律师不可能进行有效辩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会一种虚置的权利。而且经过证据开示制度，控诉方在进入法庭审理之前必须将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律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双方天生武装不平等的状况。正为如此，在英美学者看来，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
二是有效公诉。这是对于控诉方而言的。一般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得益者是被告人。其实不然，实现证据开示制度，也有利于控诉方有效进行公诉。这主要是通过辩护方的证据展示责任与辩护方针对控诉方证据提出的异议来实现的。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让辩护方承担一定的证据展示责任，这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这种双向的证据开示制度，公诉也可以了解到辩护方将要在法庭中提出的相反证据，这样有利于控诉方在庭前做好公诉准备。 而且，辩护方针对控诉方提出的证据，往往会提出一些异议。通过这些异议，公诉方可以在庭前了解到控诉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也有利于控诉方对于法庭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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