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徐军(5)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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