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徐军(8)
其三，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消除行政化色彩，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刑事程序打着诉讼的旗号而以行政化运作，这是刑事诉讼作为专政工具的标志，这是与刑事诉讼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器所不相符的。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和谐，必须杜绝刑事诉讼的行政化运作现象。首先，严格执行控、审分离原则，防止法院充当追诉角色。这就需要在法院变更罪名权以及再审启动权上作相应的改革，限制法院罪名变更权，取消其再审启动权。其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控诉方的追诉工具，引入“自白”制度，把是否如实供述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责任和义务。当然自白有别于自首，成立自白的核心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要明确自白也是一种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自白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强化他们的抗辩能力，条件成熟时赋予其律师在场权和沉默权。再次，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改革侦查程序，增强其公开性与对抗性，强化其诉讼因素。如前所述，侦查程序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保留斗争色彩最浓的地方，要想完成摆脱斗争哲学的影响，就必须对之按诉讼化进行相应地改造。当然，这种改造也必须有一个度，必须兼顾犯罪的控制。另外，就是增加法官的独立性，尽量减少法官判决过程中的行政审批现象。
其四，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172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其中特别要增设公诉案件的诉讼和解制度。
根据中国传统观点，认为犯罪是国家和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冲突，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无权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刑事责任进行和解。但在和谐政治哲学观下，犯罪其实也是矛盾的一种，也有以和解方式解决的可能，尤其是在有被害人的公诉案件中，只要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并不是很严重，应当也可以和解。如此处理，一是有利于提高矛盾解决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二是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得以及时恢复，而这是正常诉讼程序难以满足的；三是尽量避免给行为人总是戴上犯罪标签，使其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影响其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以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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