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的行政调解/蔡武

浅论我国的行政调解/蔡武
浅论我国的行政调解

蔡武

摘要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产生和激化加剧，民事、经济和商事等领域纠纷日益增多，我国目前解决矛盾和纠纷方式大致有协商、调解、诉讼和仲裁等几类。按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调解在主流上大致主要有法院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非主流上还有仲裁调解、律师调解等。对于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我国法律规定的十分明确，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政治历史，行政调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的氏族首领及其他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员以当政者的身份对部落当中所发生的民事领域内的纠纷进行调解是行政调解的最早原形。在周朝时期就已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行政调解，到唐代时行政调解已具规模并且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当时的“官府调解”就意蕴着行政调解。我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限都有行政调解，但目前我国对行政调解虽有规定，却不全面，而且显得相对分散和零乱。随着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不断加快，行政机关在处理各类纠纷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行政调解并不是单纯的法条上的逻辑推理和对个案的简单的对错判定，而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被遵行，是法律的实际社会效果的良好。行政调解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是法律的社会效果。法治更主要的是关心问题的解决是否妥当，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否有利于纠纷当事人日后的和睦相处。就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调解将当事人自主意思表示建立在对政府正确领导而树立起的政府权威的服从与高度的信任感的基础上，能使当事人自愿听从政府正确有益的劝导说服，化解矛盾、解决纠纷。行政调解不同于单纯按法律规定主动或被动的维持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行政行为，行政调解不仅在最低要求上完成了对纠纷的解决，使政府工作在更高层次上，采用积极主动的方式，创立一种既为法律所允许，又为纠纷当事人和服务政府所共同认可和赞同的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关系，使行政机关在更加全面彻底的意义上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行使自己相对的权力。这种由被动消极行政向积极主动行政的转变，反映了现代服务行政精神的基本要求。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行政调解也很好的体现了我国现代行政机关服务行政的鲜明特点。对行政调解制度进行一定深度的探究和思考，能够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功能，为打造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行政调解不管是从立法到司法，还是从应然到实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与实际、自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一定深度的探索和考量，以求从理论立法和实践执法上对其进行强化，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行政调解在实际当中其运用数量和次数远远超过了司法，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调解法，只是在部分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明显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式不相适应，据此很有必要，对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予以研究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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