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高军(4)
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确定，并不表明事无巨细均由法律所包揽无余。现代社会结构复杂，事务繁多，限于立法机关立法任务繁重而没有时间、能力或不想就细节事项做出规定，或者有时制定的法律事项具有技术性，立法机关不宜对这种过于技术化的事项制定法律等原因，将部分事项授权给行政机关通过法规、命令等形式予以规范的授权立法（又称委任立法）往往在所难免。授权立法与立法机关的立法相比所具有的迅速、灵活、专业性技术性强等优点，使其挤身成为现代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12]但是，毕竟授权立法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宪政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同时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很大威胁，因此，授权立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授权明确性原则。即授权的内容必须明确，一般的、空白的授权（即无限制的授权）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13]（2）转授权禁止原则。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授权的范围内自行立法，禁止其将被授与的立法权再转授与其他部门。
（二）国家课以公民各种金钱给付义务时应遵守的实质性原则
国家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时应遵守的实质性原则，必须根据不同种类义务的事物本质，从不同种类的公民金钱给付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出发，设定相应的法治国比例原则等要件，以符合实质的合理性。
1、税收。税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由于财产权受宪法保障，私人得以自由使用、受益、处分，但私有财产亦须仰赖公共服务的提供。亦即营利行为之前提，在于市场虽非国家所形成，但国家组织结合促成市场，并提供法律秩序之保障以使市场运作。由此，财产的市场关联性决定了纳税义务实为国家法律上保障经济自由之对价。[14]此外，由于国家国防、外交与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因与具体的个别国民通常无直接关系，因此，无从设定人民与国家之间相对待的给付义务。而在国家的其他的例如振灾、抚恤、救济失业等事务范畴，虽可认定人民应承担其费用，但国家有其原应具有之功能，亦不得因经济之考虑，而将人民拒之门外。因此，国家必须拥有广泛的财政收入来源，且该来源与所从事事务之间，并不具有相对待的关系，此即税收。[15]税收制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国家因此可以获得更完善和更有保障的资金来源，而且在于税收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得以实施。此外，税收的优势还在于，按照个人能力课税，使个人的赢利能力与社会国家的前提保持一致。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在财政上无不表现为“租税国”形式，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租税国”为法治国家的宪法国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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