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高军(5)
税收征收应遵循的原则：（1）量能征税原则。税收的特征在于无可归属于个人的对待给付，同时也无法就其对待给付加以衡量其价值，因此，纳税义务的衡量标准，只能依据量能原则，针对人民之经济负担能力而定其纳税义务。即对税而言，无法就个人的利益或受益加以追究，只能考虑何种税收负担符合其负担能力。税收虽无对待给付，但其亦非纳税义务人之特别牺牲，相对国家须为一般政务推动，其具有共同报偿之特性，且人民在课税前后之市场竞争力应相同，而人民在事前即得藉由法律规定预知其税收负担，事后并得以司法救济之。[17] （2）征收有度原则。税收属于对人民财产权的侵犯，因此必须有节制，“要把国家的收入规定得好，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需要。当取之于民时，绝不应该因为国家想像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臣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了”。“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18]熊彼特认为，租税本身有其不容逾越的界限。当国家产生异化，逾越了租税的界限，则租税国家将失去存立基础。越过了课税的界限，政府所每多一分的增税，所象征者，并非每多一分的税收，反而只是生产力的减损一分。从财政学的观点来看，倘借用拉弗曲线——税率与税收的正比关系，将会因为达到一个最适顶点而终止，倘课征的税率，超越该顶点所对应的最佳税率，则税收反而会减少。进而认为国家有一整体经济负担的税负，过度课征的结果，经济的诱因将因而减损，反而可能流失税源。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于公权力的课税权，对于人民在社会经济的私领域的经营成果，其所要求的分享，势必不能过度，此即过度禁止原则的体现。[19]
2、非税公课[20]
（1）规费。规费的正当性在于：规费义务人所取得的特殊经济利益或公权力为其服务而有所花费。规费的征收原则：与税不同，决定规费高低的首要因素不是债务人的给付能力或其他社会价值，而是行政给付的费用大小，因此，对于规费的征收主要适用对等报偿的原则。对使用规费和行政规费必须进行限制，不允许规费数额超出行政支出，尤其不允许提高规费，而为其他行政项目集资。在具体运用规费均衡原则中，必须区分总体性规费收入的数额与确定一定具体的规费之间的不同：对于总体规费收入适用“费用抵偿原则”，确定具体规费适用“对等原则”。依此，必须根据总体费用确定规费的总体收入，根据对等给付确定具体规费。①费用抵偿原则。费用抵偿原则所包含的首要目的是费用逾越禁止，其中，也暗含了这一趋势：作出的开支应尽可能由使用规费和行政规费抵销，而不至于使其成为公众整体承担的开支。此外，费用抵偿原则还要求：不允许任何行政部门为其他项目取得盈余而相当显著地提高规费收入。支出中只应计算行政部门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总体花费（包括行政建筑、退休金负担等），使用规费中亦应计算资本利息和折旧费。②对等原则。一般情况下在使用规费中，规费必须根据实际对等给付以及其价值予以确定。在此不得根据“交易价值”（价值规费）、给付领受人的主观价值或其他社会关系来量定规费。规费必须尽可能与“真正”给付保持对等性（对等性准则）。具体衡量时：首先，允许总体计价。比如，在展览以及游泳池入场券上可以一律收取同一价格，而无需顾及每一使用人具体逗留时间的长短。其次，对于不可能衡量或不适宜衡量某一利用，例如排污时，则必须采取一个与真实性最为接近的估计准则（可能性准则）。而对于受领人的给付能力和促进愿望（社会因素），给付对具体受领人的价值皆不在考虑之列。一定的社会负担确需要减轻时，不得转嫁为其他交付规费费负担。对行政规费而言，在原则上适用前述使用规费的规定，但是由于职务行政价值很难通过总体费用被除以个案数字而得出，因此，取而代之的作法是根据具体职务行为所针对的物对申请人的价值（价值规费），来确定规费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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