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据与证据事实的探讨/孙百人(2)
二、各证据之间要形成证据链条，不能脱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这条就要求证据之间要形成链条，才能达到情节清楚，否则为事实不清。例如赵某、张某诈骗案，二000年二月末，A县的高某有二万条麻袋欲出售，与本县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取得联系，张表示能帮助高将麻袋卖掉。张某到B县找到其朋友马某（在逃），张又通过马某与B县的犯罪嫌疑人赵某相识。赵某以B县某库名义购买麻袋。同时赵某便将麻袋以每条2.80元约定卖给了B县白某。并与白某与B县粮库取得联系，将麻袋暂存该粮库。以骗高将麻袋卖到该粮库。并商定赵某充当粮库的“刘国华”副主任，与高立明进行交易。并预谋先给高3万元人民币，余款赊欠为由，非法占有。张某返回A县对高立明说：“麻袋给你卖了，卖到开原粮库，每条4.20元。但钱不能马上全部给你，有一部分款得等一段时间。”高同意。高某雇车将其二万条麻袋如约运至开原第三粮库，张某将赵某介绍给高某称犯罪嫌疑人赵某是粮库“刘国华”副主任，高相信后，将麻袋卸到开原第三粮库。赵某便充当粮库“刘国华”副主任，在开原粮库院内，当场给高立明现金3万元，同时赵某给高以“B县金城粮库”的名义打一张欠条，写清欠款5.4万元于2000年7月1日前还清。直至2000年7月1日，高立明见自己的款没还，知道上当受骗，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将赵某、张某抓获，马某外逃。被害人高某指控是张某联系卖的麻袋，又是张某向其介绍赵是粮库的副主任，所以才相信把麻袋卖给粮库，使自己受骗。同案赵某指控张某也参与合谋行骗。张某辩解，其与赵某相识是通过在逃犯马某认识的，虽然把赵某向被害人介绍说是粮库的刘副主任，是听马某向本人也是这么介绍的。张某称自己也是被马某所骗，自己并未参与诈骗行为。根据本案证据情况看，张某与赵某结识合谋行骗中，无在逃犯马某的证实，证据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属证据脱节，事实不清。马某不到案，则难以认定张是否参与诈骗。因此对认定张某犯有诈骗罪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对案件的证据之间的矛盾要深入分析
按常理讲，作为定案的证据之间是不应存在矛盾的。但是由于证据的收集受时间、空间、技术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证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由于每个人的感受、判断、记忆力和复述能力以及所处的位置的不同，每个人如实反映案件事实的程度也不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用以定案的证据并不一定是完全属实的。在诸多的证据当中应采信什么样的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忽略，在办理案件中要深入研究，灵活掌握。一般来讲，受人为因素影响小的证据应优于受人为因素干扰可能性大的证据。例如贪污、职务侵占等的犯罪的书证及其他犯罪的视听资料等，这些证据能直观反映犯罪事实真相，受干扰程度相对较小，应优先采信。如果依证人证言认定事实，而书证或视听资料与其矛盾，这种矛盾为实质性的矛盾。例如李军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军当时是卖服装的，在1998年3月份，看到玉米种子销售较好，想销售玉米种子，但自己的资金都用在了服装上，无资金经营种子，李便与某种子公司商谈以自己十九包服装作抵押要赊欠种子五千斤， 该公司当时执意要三十包作抵押。由于李没那么多服装，便用破麻袋、棉被等物，又作了十一包假服装，共计三十包，给种子公司作抵押，赊欠种子五千斤，价值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又与种子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当年五月一日前还清所赊欠的种子款，如到期不能还清，服装归种子公司处理。李军在将种子销售时，由于买主都是赊欠，故资金不能按期收回。到五月一日，种子公司因李军未按合同规定付款，便将李的服装包打开处理，发现服装包装内有假，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当场对所有的服装进行拍照，并作了提取笔录。通过证人证言及提取笔录均证实李的三十包服装当中十一包是真的，十九包是假的。根据十一包的价值与李军赊欠的种子价值之差，其数额构成诈骗罪。但李军辩解三十包服装当中，十九包是真的，十一包是假的。以其十九包真的服装价值超出种子款，自己不构成诈骗罪。通过证人证言及供述看，证人证言及提取笔录的证实认定有罪是充分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孤立的，根据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应定诈骗罪。但通过现场照片上可查出三十包当中有十一包是假的，十九包是真的。与认定有罪的证据具有实质性矛盾，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六条三款（三）项规定的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对本案作了不起诉决定。有些案件的证据，从表面看似乎相矛盾，这就要看证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对事实观查的角度来确定证明效力。例如李某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到某酒店喝酒时，与坐陪小姐单独在包房内，李某提出要与该小姐发生性关系，遭到该小姐的拒绝后，李置该小姐的的呼救与反抗于不顾，强行将其奸淫。被害人指控自已曾反抗并呼救，犯罪嫌疑人李某辩解该小姐是自愿的，并未反抗及呼救。而该包房的服务生证实自己一直在包房门口站候，并未听到包房里面有呼救声。显然该服务生的证言是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与认定有罪的该小姐的证言相矛盾。那么能否将该服务生的证言作为无罪证据使用而不能认定有罪呢？这就要对服务生的证据进行分析。第一、发案地所处的环境是酒店，大家都知道，酒店是歌声噪杂的地方，环境的声音对他人呼喊声能否淹没不能确定。第二、该小姐呼喊的声音大小能否传出门外不能确定。第三、该服务生的听力如何不能确定。第四、从该服务生的身份看，为不影响酒店的声誉，其能否如实出证，也不能确定。所以对服务生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无罪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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