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事件拷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李钢(2)
首先，拷问制定正确决策的执行力。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酒后驾驶引发的严重道路交通事故并不是2009年才开始发生，也不是2009年才发生的特别多，通过各省区总队的事故统计数据就能知道，酒后驾驶一直都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以前没有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那是因为今年有了网络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和评论，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力度，引发了公愤，我们的政府需要平息社会公愤，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给社会一个交代，因而就有了为期两个月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笔者认为这凸显了我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上层机关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管控决策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弱执行性，为何在频频引发血案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整治？难道我们的决心都需要以生命的付出和社会的公愤来鞭策？每年的事故数据统计为何没有进行认真分析？或者说分析后没有形成正确的决策？众多的“为什么”都在拷问着上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策上的弱执行力。
其次，拷问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其实，看看近几年我们公安部交管局的文件，就能知道部局并不是没有发现酒后驾驶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元凶。在多个文件中部局都明确将酒后驾驶作为一种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严查。但我们可以查阅一下各省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数据统计，却发现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被查处的起数少得可怜，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就更凤毛麟角了。难道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原本就很少发生吗？还是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难度太大？酒后驾驶激起公愤，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严打”行动，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仅行动头两天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3167起，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435起。相信这依然是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冰山一角，但就是两天取得的这一角却已让人惊讶。这些数据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很多，而且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并不难查处。因为此次“严打”行动我们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受到了来自党委、政府以及社会的压力，切实下了决心，切实用了真招。集中整治期间，公安部要求：一、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调集优势警力，针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高密度部署勤务，提高拦查频率，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员严格检查。二、对酒后驾驶的，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三、公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处罚、从轻处罚或者为酒后驾驶违法人说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由此可知，之前我们的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民警在执行部局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指令时起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没有安排足够的警力到路面对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二、没有将警力部署到酒楼、娱乐场所等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高发的区域进行查处，三、民警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四、对查到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基于金钱交易、人情关等不正当目的给予放行或从轻处罚，给相对人打击不力、处罚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错误认知，助长了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人的嚣张气焰。如何提高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就是公安部亟需解决的课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公安部的指令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好的决策就会在基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中无功而返，公愤依然还会再次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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