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彰现代刑罚理念：严酷背后的温情——重刑主义观念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影响/周丽君(3)
（一）司法机关受重刑主义的影响，不积极适用社区矫正。
由于我国长期受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导致立法和司法行政领域都不积极适用社区矫正，如在立法层面，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与西方有些国家法律已经明确废除死刑，或者虽然法律规定有死刑刑罚，但在过去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未执行过死刑的国家相比较，便充分说明了我国立法机关深受重刑主义影响；在司法层面上，具体的执法情形更足以体现严厉性、报复性、惩罚性，假释、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
“人们把死刑以及惩罚性、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问题的首选对策，认为只有这样隔离排害才能保卫社会公众安全，而认为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年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5】 虽然有些地方监狱拥挤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被判管制、缓刑和被裁定假释者的数量非常少。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制度，但由于一直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加上司法机关深受重刑观念的影响，抱有“刑罚就是关押”、“只有刑罚才能稳定”、“罪犯改造是监狱的事”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非监禁性的刑罚。
古往今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犯罪是一种绝对的恶，犯罪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给被害人造成难以挽回的物质损失和不可抹去的心灵创痛。犯罪破坏社会秩序，打乱社会和谐，冲击社会伦常，腐蚀人们心灵。出于本能的义愤，民众对犯罪深恶痛绝，除尽而后快。司法机关也不遗余力地以致力于严厉打击犯罪甚至要消灭犯罪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本应持中立、独立和理性立场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难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而从犯罪是有害的、丑恶的和令人憎恶的常识出发，将犯罪诠解为绝对的恶，片面的追求理想中的“除恶务尽”的效果，不惜一切代价遏制犯罪，甚至还有人提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犯罪。因此，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将在监狱外行刑的比例控制的很紧，宁可多减刑，也不愿适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导致我国非监禁刑的适用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很多人身危害性不大，或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禁改造后，再犯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的犯罪人，仍然被关在监狱，即浪费国家的刑罚资源，同时又不利于这部分人复归社会。
（二）社区居民受重刑主义影响，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刑法轻缓化、刑罚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将罪犯视为朋友，并以善良宽容之心和理性智慧换求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群体的刑罚方式，它不仅要求国家立法机关、执法机关给予支持，也要有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社会参与性是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的根本区别。只有广大社会群众奉献出自己爱与关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为社区矫正成长培养肥沃的“文化土壤”。但我国社会成员长期受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不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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