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司法现状及其展望/钊作俊(3)
其次，刑事法官需要坚持死刑适用原则，努力限制死刑宣告。死刑司法官员在死刑运作过程中必须真正做到谦抑性、公正性和合目的性，死刑只有在罪刑均衡、体现公正和合乎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作为最后的手段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使用。而从我国的死刑适用情况看，80年代初，死刑适用掌握较严，适用数量较少，死刑的最后手段性体现的较好；其后，死刑的适用即随着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恶性犯罪的上升而数量增多，有的审判机关甚至把宣告死刑的多少作为“严打”中严惩犯罪的一个标准，似乎判的比以前少，就没有贯彻严打方针，从而导致死刑宣告越来越多。②甚至有些一审法院在“严打”时只严不宽，担心被扣上严打不力的帽子，违心地宣告了一些死刑。如某省某地区中院，在某年“严打”时宣告的死刑在二审时被改判、发还重审率高达43%。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透露，正是由于担心地委一些领导同志说其打击不力，才把可杀不可杀的判处死刑。他们认为，反正有二审把关呢，一审多宣告几个死刑也无关紧要，将来二审改判了，还不会被他人指责说打击不力。应当说，现在死刑宣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考虑得少了，重刑惩罪的东西太多了。③而从死刑的适用原则而言，我们认为，只有在罪刑公正、犯罪人犯了极为严重之罪的前提下，坚持目的性原则，不论从一般预防还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抑或从谦抑性的角度而言，都需要动用死刑的时候，死刑才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使用。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只对极少数非动用死刑这一极刑不可的才动用这种极刑。”①
最后，刑事法官得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应当承认，外界干扰是困绕死刑司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法院在人、财、物诸多方面又受制于诸多的党政机关，公正执法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现行的死刑司法要真正做到限制死刑，非得创造条件，使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相对独立，少受或不受外界干扰，严格依法而不是依关系、依金钱办事。只有这样，才可能摆脱感情用事的桎梏，进而采取理性司法。应当说，外界包括新闻报道既有其客观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主观失真的可能。法院办案，就要严格依法，而不能受新闻舆论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有的国家就不同。如在美国司法中如果出现了干扰案件正常进行和可能妨害司法公正的因素如新闻界的屡屡曝光等现象时，为了避免、防止审判法官和陪审团受外界因素之干扰从而影响公正司法与裁判，法院就决定不再让新闻媒体随意采访报道，或者移送其他法院审理，或者按某些程序秘密进行，或者隔离陪审团使之不受影响，或者隔离证人、告诫证人不要受媒体影响，或者将案件延期审理，等影响过去后再审理。②这一做法在执法环境不好的我国无疑是值得加以借鉴的。我们在刑事司法尤其是关系到人之生死的死刑司法中应当制定一些专门的审理规范，其中宜规定，“死刑案件在受外界因素干扰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时，应延期三个月或者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再予审理，直至这些干扰因素消失之时。”这样，或许有可能使我们的死刑司法或多或少地与我国一贯遵循的少杀慎杀思想和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相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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