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私力救济与道德/熊氢玲(5)
四、道德的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的君王一直提倡“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周王朝奉行的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这种法律观影响深远，到汉代，周王朝这种思想又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策略。这种“礼法结合”的特征直接奠定了我国传统法制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伦理主义”。
法律伦理主义说到底就是法律与道德的紧密结合。即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又体现了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伦理主义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一、它不像西方的法律一样，追求的是个性；它深刻的体现了东方人的群体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不利于私权的发展。彭诚信说：“私权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纯粹从实现个人欲求的角度来谈，而没有附加任何其他外在判断。因此，在没有经过道德或正义标准判断之前，它也就无所谓善与恶。”[10]从某方面说，这种群体观念直接导致我国古代私权利的不发达。
二、它主张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11]这也是儒家提倡 “王治”的理论依据。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论语》卷六页十八）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论语》卷六页十九）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孟子》卷三页十一至十二）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孟子》卷七页五）[12]
三、它强调的是一种秩序，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王道，注重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义务感。[13]由于法律伦理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的，上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处统治地位，所以法律伦理主义的内核非常稳定。
法律伦理主义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自身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法律伦理主义契合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深刻反映了道德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对于它的时代价值，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很显然，法律伦理主义对于建构现代化的法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资源。”[14]
五、私力救济与道德的关系
（一）两者在现实中的冲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私力救济强调的是对私权利的保护。权利的本质是利益。耶林（利益法学派的开山鼻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彭诚信也认为：“权利是正当利益或者实现正当利益的自由在法律上的固定和体现，并以直接或潜在的公权利为保障，当权利以特定的形式或公示手段由法律予以固定后，它便成了表征正当利益和自由的符号。”他还说到：“权利追求的是利益，保障的是利益，尤其它体现为财产权的时候，本身便是一种财产资源，从而财产权利也就成了财产，也可以称之为‘权利的财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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