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傅美容(3)
再次，行政问责制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于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构建有限政府。在行政活动中，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与相对方处于非对等的地位。同时权力本身具有腐蚀和扩张性质，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因此，“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 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由于受中国传统“官贵民贱”观念与“畏官”心态的禁锢，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人治重于法治”的现实并没有完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强调“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和权力与责任的不可分离性原则，强调越权无效原则，提倡阳光行政，把公民参与问责作为重要方式之一。随着行政问责的经常化和程序化，必将有利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互动，加快构建有限政府的步伐。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推行毕竟只有短短的五年多时间，而且受限于大体制环境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责主体不明确，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几乎全部是由上级政府或党组织促成启动的，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议机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而未能主动起到监督的作用。这种由政府或党组织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背离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行政问责的重点应是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问责。因此，目前中国行政问责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的明确性，执政党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定位较为模糊，而异体问责相对薄弱，特别是各级人大作为中国的权力机关，其问责效能尚未充分实现和发挥。[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载《 理论月刊》2004年第12期，第15页。]
2.问责客体即责任人的界定不清，责任界限模糊，问责对象泛化
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机关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在我国各级各类有关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由于权责不清，难以界定。具体表现在: 一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二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由集体决策执行的事项出了问题的责任就很难界定，因为集体决定的事项往往难以界定具体的个人责任，而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谁也不承担责任。责任人的泛化成为行政问责制实施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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