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傅美容(4)
3.问责内容较少、范围偏窄，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影响问责效果
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缺乏规范性规定。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而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尚未引起重视，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详尽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四类责任中择其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4.问责程序缺乏操作性，问责效率低
合法正当有效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向法治的轨道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差别，也只有程序才能把内在扩张的行政权规束在法律架构中。问责之所以被称作“风暴”，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未完善。行政问责在程序操作层面存在诸多难点，具体程序缺乏法律规范性，无章可循，公众缺乏知情权，大众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不足，甚至出现同一事件众说纷纭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力救济渠道失序无效，处理过程基本上还是幕后权力操作，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因此，问责程序缺乏法定操作性，处理过程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效能的持续提升。
5.行政问责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行政问责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目前行政问责尚缺乏全国性统一、规范、科学的立法支持。各地在问责内容、问责方式等诸多方面往往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处理的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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