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官的产生/龙城飞将(3)
一般情况下，拥有较高权力的头人一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后，群众就无法以消极的态度来使他降低威信或丧失权力。在极端的情况下，群众会奋起积极地反抗。在他不断地作恶，为群众所痛恨时，群众为了消除祸根，才暗地商量，凑集一笔“花红”或买通打手去拦路把他杀掉，或纠合寨民，大张旗鼓地把他捕杀掉 。“大约在清代中叶，‘金秀、白沙两村共十八个头人，因强奸妇女，杀别人的牛吃，乱罚别人的款，凡村中大事小事，都十八人一齐到场，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因而招致了群众的痛恨。后来，两村居民暗地通知各户主到它卜老山开会商量，决定齐心杀死这十八个头人。回村后，假称有人发生事端，请头人到村头田坪去会石牌 ，一方面则在田坪的四周，埋伏铳手。十八个头人料不到有什么发生，便和平日一样来开会。等到十八个头人到齐时，群众便拿出武器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捆了，并立刻处死。其中一个小头人，年仅十七岁名叫苏公晓的，因跟头人未久，故未被杀。但要他当众立约，当天发誓，以后永不再做头人 。
这两个事例都说明，裁决的权威，来自分工，来自人们对一部分权利的让予。这种由分工产生的权威，实质上就是信息经济学上的委托。当然，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这种权威脱离了人权主体的“委托”时，人权的主体就可以以某种方式取消这种委托，建立新的委托。在这些初级社会中，除了刑事侦查手段不如现代先进，以及诉讼的程序不如现代复杂之外，其裁决的公平性不会与现代社会中实际的判决有太大的差距。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也不会绝迹。“一个县交警队长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嫖娼，对群众滥施暴力，横行霸道，勒索敲诈，以至群众忍无可忍要集资买他的人头。但如此劣迹昭彰之人还是上头准备提拔重用的人物，我们的社会内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当然，裁决的权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暴力。
恩格斯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国家产生的一般历史规律，概括并总结出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这也是法及法律职业人员，法官，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这三种方式中，包含了国家和法产生的这两种原因，即分工和暴力。这两种原因，要么单独存在，要么同时存在。
雅典国家，是国家产生的第一种形式。其特点是国家的形成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或内部暴力的干涉，直接从氏族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即直接由分工产生。这种分工，既是社会职能的分工，也是财产的占有与氏族社会分离从而产生出阶级。雅典国家最初的提修斯改革，把全体人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赋予贵族担任公职的独占权。首先，“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族，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家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于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寻求新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在提修斯改革时期，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后来，产生以“梭伦立法”为代表的法律。这个时期的法律，确立了奴隶制，将奴隶排除在国家的公民之外，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其各自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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