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宋汉林(6)
（三）执行强制措施运用过程中对被执行人人权的保障。首先，民事强制执行中不能采取拘传措施强制被执行人到案，但实践中有些法院却在执行时违法适用拘传措施，侵害被执行人的人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只有在庭审阶段符合法定拘传条件时才能拘传，而执行中适用拘传于法无据，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法院应对此类违法执行行为的行为人严厉查处，杜绝非法拘传，保障被执行人人权；其次，执行中有些法院把加大执行力度片面理解为加大强制措施的力度，以拘留作为强迫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办法，甚至采取以非法拘禁被执行人追索债务的办法执行案件；还有些法院实施异地拘留时，未取得被拘留人所在地法院的协助，搞异地关押；也有些法院对构成拒不履行法律裁判罪的犯罪嫌疑人，未交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而是作出决定后直接交法院法警执行逮捕。这些行为严重违反程序，侵害了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除了由纪检、监察部门纠正外，笔者建议，对于违法执行行为应赋予被执行人异议权甚至诉权，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保障其人身自由权。再次，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拘留的条件较为明确，但却没有拘留次数和时间间隔的限制，法院在适用时可以轻易地剥夺公民的人身权，甚至同一被执行人涉及多个执行案件时可以连续拘留，这种立法上的缺陋使执行中的拘留无明确限定，适用中难免造成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严重侵犯和对人权的践踏，鉴于此，强制执行法应进一步明确对拘留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第四，我国民事强制执行中的拘留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惩罚性措施，法律只规定了适用条件却未考虑到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存在基于保护人权的例外情况。台湾地区强制执行中的管收制度，虽不同于大陆强制执行中的拘留，但我们可借鉴，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二十二条之三规定：“债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1）因管收而其家生计有难以维持之虞者；（2）怀胎五月以上或生产后二月未满者；（3）现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疗者。”(11)笔者建议，我国强制执行法中应加入拘留例外情况的规定，在上述三种情况下虽符合拘留要件而不得拘留，这样既能保障被拘留债务人的人权、又能体现司法以人为本的理念，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固，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执行中公布被执行人的名单、案件执行信息与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在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法院广泛运用了在媒体上公开拒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名单及案件执行情况的作法，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开发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今后将通过该系统公布案号、执行法院、执行法官、执行依据、执行当事人、执行标的额、执行过程和委托执行、中止执行、暂缓执行、结案方式、实际执行到位款项、债权凭证发放等内容，并且该系统将与金融、工商、公安等部门的信息系统衔接，对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消费、信贷、出境等行为予以限制。这种方式不失为强化社会信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治本之策，但笔者担心不成熟的制度也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涉及对债务人人权保障不力的问题。首先，公告范围不明确可能导致对债务人隐私权的侵犯；其次，公告签发主体不明确可能导致公告的滥用；第三，公告信息更新不及时可能会侵害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如被执行人已履行了债务，但公告的名单尚未及时变更，影响债务人的正常经营、消费甚至影响基本生活；第四，信息系统未启用以前，法院仍将在媒体上公告被执行人情况，公告费用一般由被执行人按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来承担，但对该费用的管制上却不明确，如某甲为债务人，如果在某甲所在市的报纸上公布就足以震慑被执行人，促其执行，但法院却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布，由此产生的超额费用仍由被执行人承担，显然不利于对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公告执行制度缺乏相应的规范，造成实践中作法各异，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执行，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侵害被执行人的人权。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15条规定了债务人名簿制度，规定债务人名簿中的有关个人的资料只能用于强制执行的目的；这种名簿复本应机密处理，在利害关系终止后，该复本即予以销毁，也不再对查询给予答复。(12)这样的规定充分保障了债务人的人权，应当可以借鉴，我国应对公告制度的相关规范予以立法上的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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