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海商法》调整下的危险货物运输─对第68条的理解和修改建议/刘长兵(2)
第68条的制定参照了1992年生效的《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该公约与第1款相对应的规定即第13条中第2款规定托运人对“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的措施”在“必要”时才通知承运人(顺便应提及的是：把第13条第2款中包含“…if necessary…”的文句翻译成“…把货物的危险性质和必要时的预防措施告诉…”是不符合原意的)。本款规定了这项内容也要一起告知。相比承运人而言，托运人往往与具有这类货物的相关知识的生产商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规定由他把这种预防措施一起告诉承运人，是可行的；同时对于防止危害的发生也是必需而且重要的。还避免了有关"必要的"的认定所引起的纠纷。
从本款的条文本身来看，只要托运人违反第(3)项义务承运人就有处分货物特权，不问他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1)、(2)项义务。《汉堡规则》第13条没有规定托运人违反第(1)、(2)项义务时的责任，把它留给了各国国内法。《海商法》在这里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托运人由于违反了这两项义务而给从事货物处理的人造成损害，肯定是要负相应赔偿责任的。托运人还应该注意：如果由于他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时还使承运人之外第三方遭受损失，承运人最终也不负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由第三人自己承担而只能是由托运人赔偿。但有一点却值得承运人留意：本款中承运人享有这项特权还有一个限制即“根据情况需要”，也就是说即使托运人没有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承运人也不能随便处分货物；他必须在情况允许特别是在实际危险尚未发生时做到尽力维护托运人的利益。如果承运人恣意行使法律赋予他的这项权利就有可能被认定有过错而影响他与托运人之间事后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关系。
二、第2款的含义及其与第1款的区别
第2款规定：“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本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依此规定，承运人在已知道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情况下，仍然有处分货物特权。但相对第1款而言,承运人只能在该项货物对船舶、人员或其它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利，目的是消除已存在的危险和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而第1款中承运人的这项权利不以危险实际发生为条件，目的只是为了尽量避免危险的产生。另外，第1款中承运人自己的损失可以向托运人索赔，对第三方的损失承运人也最终不负责任，而在本款中依最后的但书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可能承担自己的损失或赔偿第三方的损失(下文另有论述)。但承运人引用第1款的前提是“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与第2款相比，一般来说，这一前提意味着承运人在装运时不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且更谈不上同意装运(从客观上讲事故往往产生在装运后，如果承运人主观上知道而没有反对并接受了货物即为同意)。如果不符合这一前提即托运人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对承运人还是适用第2款，即使他没能履行第(1)、(2)项义务。这只是从逻辑上对条文本身作出的推论。的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托运人已将货物的危险特性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告知承运人，而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而未在货物本身上表示出来。这种情况下也允许承运人享有此项特权就未免显失公平了。但是如果即使托运人“未通知或通知有误”，承运人实际上在当时又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时该适用哪一款呢？实务中产生纠纷往往是与承运人行使了这项处分货物特权并总是主张适用第1款有关。由于危险货物的运费比一般货物要高，不排除承运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接受货物而在事故发生后又主张自己当时不知道的情况。笔者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生搬硬用第1款字面上的规定，既损害了托运人的正当利益，又放纵了承运人的投机取巧的行为，这就破坏了承托双方之间在法律上的利益平衡。依此来看，第1款与第2款的真正区别应该不是托运人是否正确地履行了第(3)项义务，而在于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所以第2款规定的“…承运人知道…”中的“知道”还应该包括“应该知道”，这样解释更符合本条的立法原意。当托运人未正确履行第(3)项义务时如何推断承运人当时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呢？对此可以从承运人在接受货物后采取的管货措施和他应该采取的管货措施的差别这一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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