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龙城飞将

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龙城飞将
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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