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龙城飞将(3)
现代法治禁止公权力机关施加私刑。1988年中国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表明我国对禁止酷刑的决心。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包括施行酷刑的企图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定为刑事罪行，并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
“缔约国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
“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
鉴于我国公权力机关的私刑、酷刑不止，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禁止这些酷刑。《刑法》设有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三个罪名。《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严禁刑讯逼供。《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皆规定不得“刑讯逼供”，《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看守所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亦有相关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公民受酷刑可请求国家赔偿 。
从发现公权力机关存在私刑甚至酷刑，到社会形成立法的民意，再到立法机关立法，都是漫长的过程。立法之后，这些公权力机关能否遵守法律的规定，接受民众的监督，彻底遏制法律禁止的私刑、酷刑，仍然需要公民们做出巨大的努力。
根据宪法，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共和国，国家机构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代表，这些公权力机关的人员又是国家委托他们执行司法功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委托的代表。对于拥有最原始权力的人民来说，他们是派生的代表，是代表的代表，他们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工作，他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力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人利和自尊？
我们宪法的基本原则常被具体的法律和部门立法所淹没，国家立法和部门法常常被对于法的解释所淹没，法的解释又常常被地方司法机构的会议纪要，内部规定所淹没，会议纪要和内部规定最终很容易具体化为中国真正的“司法实践”。法在这种运动中经过层层衰变，最终已经脱离了本来的面目，变成了少数人在法律、事实、执法、司法的边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种司法实践，就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说的“坏蛋”对法官判决的预测，就是作为法的最初源泉的公民们所感受到的实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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