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姚建龙(2)
非人格化技巧的使用并非仅仅存在于强奸犯罪中，大多数犯罪，特别是那些直接以被害人人身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中，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的过程。他们在对被害人进行加害的过程中，极力贬低甚至抹杀被害人人格，以强化其犯罪心理，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犯罪人在犯罪前要进行自我辩解。自我辩解着眼于两个方向：其一，针对于事，包括对犯罪做无罪的认定（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和以己度人——认定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其二，针对于人（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对被害人进行贬低，比如他是一个该死的人，一个坏人，她是个骚货应该被强奸，等等。这种针对于人的自我辩解——对被害人进行贬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使用非人格化技巧。犯罪人在犯罪实施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是一个紧密相联的过程，可以分为在犯罪实施前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进行中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和在犯罪实施完毕后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三个阶段，而并非仅仅限于犯罪实施前。非人格化是一个犯罪人对被害人人格的贬低甚至彻底抹杀的过程。犯罪人使用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技巧，主要在于解决犯罪与其自身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使犯罪人得以实施犯罪行为。无论是犯罪实施前、犯罪进行中还是犯罪实施完毕后对对被害人的非人格化，都是一个与犯罪人自身道德、良心斗争的过程。在行为的任何一个阶段对道德、良心的妥协都可能导致犯罪无法顺利进行，使犯罪向良性方向转化，譬如放弃犯罪、犯罪中止、对被害人表现出怜悯、同情甚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替代措施、犯罪后自首，等等。以下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非人格化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1975年12月2日，在荷兰，一辆火车被七个蒙面持枪的男子劫持。他们是“南摩鲁根斯自由青年运动”的一批成员。为了施加压力，劫持者打死了火车司机和两名人质，下一名将被处死的是北荷兰一位名叫格拉德·瓦德斯的人。此人在将被处死之前向恐怖份子谈起了他和妻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养子之间的一些纠纷，希望在他死之前表示出他对妻子、养子的和解精神，并要求劫持者在他被处死之后将他的口信带给妻子与养子。在恐怖分子看来，此时的瓦德斯身上已经不再让人看到是一个无耻的压迫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同样有缺点、弱点的平常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人，劫持者竟一时难以下手。突然间，他们居然抓住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还“不熟悉”，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表示出一个人的个性的人质，作为瓦德斯的替身杀害了。[2]（P837）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P6）人性是一个魅力无穷而又千古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在讨论非人格化问题时有一个理论前提——基于对犯罪人也是道德人的假设，即认为犯罪人也是道德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他人时，会受到自身固有的良心、道德的谴责与阻扰。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本文不打算介入人性的争论，而直接假设人性本善——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心智健全的人都是道德人，这是本文研究所需要明确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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