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规定”/杨红良

“有关规定”/杨红良
“有关规定”

杨红良

　　近日，我代理的一桩商事仲裁案件终于结案了，但接到裁决书后却又徒增了一份不安和不解。这份立即生效的法律文书，对作出裁决结果的实体性法律依据的解释可谓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面对当事人“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的询问，我无言以对，但还是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案子审理中“有猫腻”的看法，虽然内心多少有点疑惑和矛盾。
　　我们经常看到“有关部门”这个词语，且多半在政府公文中出现。这种用法，其实古已有之，原来叫做“有司”，意思是与所涉及的行政事务有关的职能部门。政府公文中不具体明确哪几个部门应该干活，而只是说“有关部门”，目的在于让相关的职能机构都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以免有的部门自觉不自觉、有理或无理地以自己部门不是主管部门为由而推脱责任，以致最终无法落实工作。所以，指令和安排行政事务时用这个“有关部门”，可以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至于少数部门接到这样的通知或红头文件后仍无动于衷，且以“又没有规定是我们部门”为其不作为寻找理由的，则另当别论。
　　但法律裁判文书就不一样了。法律裁判文书是对诉诸公堂的当事人自己已经没法调和的矛盾作出的决断，并且是以法律和公权力的形式和名义。尽管要面对社会公众，但法律文书首先和直接面对的是当事人各方。诉讼也好，仲裁也罢，一旦国家法律体系中有了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断案，而不能再依赖司法人员或司法机构的主观臆断和善良愿望。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有的案件中确实会涉及当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这就要依赖司法的主观能动性了，西方世界的“自由心证”，在此意义上有其合理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心证”，总归还是要回归到现有的基本法律规定，相信目前我国的司法人员已经早已超越了只熟悉道德而不知法律规定的水平。这种规定，也就是裁决的法律依据，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来说，可能已经烂熟于心，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则可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所以，司法文书中应当有个明确的交代：这个结论得以作出的究竟是哪部法律，是这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只有这样，才能让拿到等待已久的结果的当事人口服心也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即便不服，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后续救济措施。
　　以“有关规定”作为结论依据的司法裁判文书，肯定不是仅此一份，但真的希望以这样的司法裁判文书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参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原则，这一愿望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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