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消费视角下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莫小春(4)
（三）诉讼方式虽然具有强制执行力，但效果不显著
诉讼是解决消费纠纷的最终渠道。采用诉讼方式解决消费纠纷虽然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由于我国在设计消费诉讼制度时没有充分考虑消费纠纷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诉讼的特性，不能适应解决类型多样化的消费纠纷的实践需要。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一是缺少专门的消费纠纷诉讼程序。我国《消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消费纠纷诉讼制度，对消费纠纷的处理适用于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诉讼制度，其程序复杂、费用高、耗时长，不符合消费者方便、快捷解决消费纠纷的需求。因此，消费纠纷发生后，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到消费者协会投诉，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级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34413件，同比下降了6.5%，解决126104件，解决成功率为93.82%。然而，在消费者协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大多数消费者就只好自认倒霉了。二是消费纠纷解决不彻底。在许多情况下，诉讼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间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由个别事实所引起的冲突，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或衍变为主体间后续长期的对抗。[7]
基于上述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消法》规定的五种消费纠纷解决途径并未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实践中，我国消费纠纷的解决主要通过调解与诉讼手段，加上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和维权意识的淡薄，不少消费纠纷仍是不了了之，这极不利于和谐消费的构建，促进我国的消费与发展。“如果法律无法为消费者权益提供及时的、公正的保护，势必会损害我国现行法律的权威性。”[8]因此，我们需要完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来有效的解决消费纠纷，促进和谐消费和通过消费促进发展。
三、完善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消费纠纷解决的和解和调解制度，赋予和解和调解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由于和解和调解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所以经营者翻脸赖帐是常有的事，因此，必须解决和解和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即在条件成熟时，赋予和解和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可作如下规定：第一，
明确和解和调解的有效成立必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以保证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真实有效；第二，规定和解和调解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一方反悔而导致另一方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对原有的消费纠纷进行审理，只对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理；第三，赋予经过公证的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经过公证程序后，一旦当事人拒绝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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