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张智涛(7)
国家设立审判制度，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提供司法服务，需要持续地支出费用。而这些费用作为审判的成本或支撑审判的资源，又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向社会获取。从审判资源的供给方式上看，大抵有两种，一是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向法院投入从别的地方取得的资源以支持其审判，二是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收费来自行解决其审判成本的支出。前一种选择为“公共负担原则”，后一种选择为“当事人负担原则”。
综上所述，在我国公共财政的现有状况下，继续大幅度地增加对法院的投入实在是件困难而又不无风险的事情。是不是除了从公正审判、依法治国的高度，呼唤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步伐更快一些，更稳一些之外，在这一领域就无所作为了呢？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制度挖潜”，应用到我们分析的话题上，应该相信由于制度安排上的不妥当性的客观存在，国家财政预算体制、财政收付体制、审判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上还有尚待“清理”和“压缩”的空间。
（三）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宪政化问题
在第一部分对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梳理和概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作为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身影。这是一个偶然吗？如果联系财政权，这一重要的国家权力，非宪政化的事实，应该承认这绝非偶然。
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因此，近现代国家都通过宪法对财政权作出规定并建立相应的财政监督体制。财政权在民主宪政中占有重要地位，规范财政权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是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的体现，规范财政权是民主和法治的保障。财政权既与立法权有关，也与行政权有关，因此它不能属于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有职权，因此，它属于混合型的权力。我国宪法学家对财政权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散配置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具体来讲，货币的发行、财政立法、税目和税率的确定、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财政监督属于议会的权力。而预算法案的提出、政府经费的使用及监督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议会的财政权是一种决定权，与行政部门的财政权相比，它拥有对财政的实际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由代议机关控制财政是民主制度稳定的手段之一，如果财政权完全由行政部门控制，那么国家权力的配置将会不利于代议机关行使其职权。 法院财政体制的非宪政化在法院财政运行流程中造成诸多不可视而不见的制度“黑洞”，是法院经费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根本上实现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并使其产生实效，必先从法院财政体制宪政化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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