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问题之探讨/王政(3)
正是因为以上几点，我们就必须认可司法或行政机关处理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异性是必然的，我们分析问题就必须在“承认对案件差异处理”的前提下来进行。下面我们就通过一具体案例来引出残疾辅助器具的配置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张某，山东省莱芜市某钢铁厂工人，现年45岁。2007年5月30日，张某因工乘车外出，其所乘河南某汽运公司车辆行至河南省境内时与一四川籍外出拉货的大货车发生相撞事故。事故除了给双方车辆造成不同损坏外，还给乘客张某造成左腿严重粉碎性骨折的伤害。经河南交管部门进行事故鉴定，大货车需承担70%的主要责任，张某所乘汽运公司车辆承应担30%的次要责任。因当时张某伤势比较严重，后被送往北京某医院进行治疗，结果该医院最终为张某做了大腿膝离断截肢手术。出院后，张某自认为，其应当安装进口膝离断大腿假肢。山东省某假肢配置单位也建议其安装质量好一些的假肢，且该假肢配置单位还为其出具了安装假肢诊断书。在该诊断书中，配置单位认为：张某需要安装国产普通型左腿大腿膝离断假肢，每次各项费用为28000元，每三年更换一次，共需要更换8次，假肢安装总计费用为224000元。
就事故损害赔偿事宜，张某面临按保险、工伤、运输合同或交通事故侵权等途径处理的多重选择。而且就赔偿问题，尤其在安装假肢费用上，张某无法与各方达成一致。最终，张某选择了先按交通事故侵权进行诉讼处理的途径，在侵权行为地（河南省某县极法院）对造成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人提起诉讼。结果诉讼过程中，各方所争议的焦点基本集中到安装假肢的程序、费用和标准等问题上。
这的确是一起发生在跨省区、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多重法律关系的经典赔偿案例。考虑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现只能就该案中所涉及到的安装残疾辅助器具问题进行分析。透过该案例，在残疾辅助器具配置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一）安装假肢是否需要权威机构认定的问题。从生理医学角度讲，并不是所有的致残人员都适合安装假肢；对某些致害的残疾人，是否适合安装假肢应当在伤口愈合后一段时间后经过假肢安装的实际康复训练后才能够确定；对于某些残疾人员，有时安装假肢并不比轮椅更能为其带来生活或工作上的便利。既然是这样，对于在侵权案件中肢残人员是否适合安装假肢的问题，肯定不能由肢残人员自己说了算，而应当有个权威机构作出认定。那么，这个权威机构又是什么部门呢？是公安和法院等司法部门？是各地民政部门、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如劳动鉴定委员会）？是安装假肢的配置单位（假肢的生产和安装厂家）？还是由受害人自己或侵权责任人委托的部门进行认定，如果是由公安和法院等司法部门进行认定的话，目前尚缺乏直接法律依据，而且我们也无法保障这些部门的执法人员一定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是由民政部门成立的机构进行认定的话，目前许多省的民政部门还不具有这样的职能，法律也没有赋予它们这样一项资格或权利。如果是按各省市公布的《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的成立的机构（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等）进行认定，对本案而言，到底应由何地、哪一级别的机构来作出认定呢？本案不按工伤处理是否同样适用？对于非属于工伤的案件又该怎样认定呢？如果是由假肢的生产和配置机构进行认定，那么这些机构基本上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机构，几乎天天在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的目标客户，它们会完全从自身经营和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为了取悦自己的潜在客户，很难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安装条件认定和安装价格认定。而且不同的假肢配置机构、不同的假肢材质其配置价格会相差巨大，配置机构的认定往往不会考虑法规的限定，在配置型号和价位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有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商业上的假肢安装报价。如果是由配置机构来认定的话，受害人和侵权责任人双方是很难就配置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的，有时受害人选择的配置机构与侵权责任人选择的配置机构所作出的假肢等辅助器具配置价格相差悬殊，我们到底应以哪方为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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