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歧视以及同命不同价的思考/孙英哲(4)
有人说，应当将对生命权的补偿作为遗产转移给受害人的亲属。我们对某些权力作补偿是因为想去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我们将补偿简单地继承转移给他人，受害人又获得了什么？受害人因权力消失而留下的权力真空还是无法弥补，那么补偿就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所以这种补偿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看来，生命既无价值，又无法赔偿，那么死人就应该吃哑巴亏吗？这又让全社会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岂不是会沦为粪土吗？显然不是。死人当然不会吃哑巴亏，生命因其性质特殊无法挽回，但这不代表侵权人不用负责任，我建议应当用刑事惩罚来惩罚侵权人，以此来告慰、抚慰死者。同时，一个人丧失生命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人权的内容除了个体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我建议我们在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受害人之外，还应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全人类，一次真正实现对生命的尊重，要让人们懂得侵犯他人生命权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真正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在这个主题下的告慰性质的刑事处罚因为没涉及到钱，所以不会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引起争端。
此外，侵害他人生命权还涉及到补偿与他人关系密切者，如亲属。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各种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一旦生命被侵害人终结就意味着不仅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会被侵权。受害人生前可能是丈夫，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互助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父亲，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教育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子女，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单位里的核心人物、关键技术人员，死后单位自然要承担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应当受到赔偿。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社会位置不一样，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赔偿而言，“同命不同价”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
除上述赔付以外，我们还应当计算出受害人的生养成本，“生命无价”不代表“生活无价”。说句法外话，每个人都是一件投资品，环境尤其是家庭为我们做了很多投资，教育投资、情感投资……如果我们突然失去生命意味着环境为我们所作的投资全部付诸东流，那么投资方的利益就受到严重损害。生养成本，即环境投入应包括两大部分：国家投入和个体投入。国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提供了很多福利、教育，同样也需要补偿，这是长久以来在涉及到生命权力的赔偿活动里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体投入包括精神投入与物质投入。精神投入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神损失费的形式补偿的，我觉得不妥，因为精神损失无法科学地量化，个人觉得精神损失费的数目都是非理性的判罚结果，容易干预司法公正，而且我还觉得这只是物质补偿的一个借口，只是为了形式上更好看，或者因为各地目前对人命赔偿官司的规定中可能对抚恤金规定了上限，受害方律师转打精神损失费可能会给受害方带来更大利益。我认为补偿精神损失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侵权人负担受害人家属心理治疗费用，直至受害人亲属脱离心理阴影为止。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用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理作对受害人亲属的抚慰手段，这样虽然可能会出现与用以告慰受害人的对侵权人做出的刑事处罚之间出现法律竞合的情况，但是如能从民事与刑事两个方面来抚慰受害人家属，就会更全面严肃地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属权益，更能彰显法律对生命权、甚至是人权的重视，更能引导社会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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