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形式的思考/张在祯(15)
十、尽早规划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体系
可能很多人要问，这个问题是否提得太早点了吧？笔者以为，应该在1992年即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时就开始考虑了。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的时间段而言，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最为关键的当然是国发〔2009〕19号《意见》发布即2009年到2020年的“形成期”；2020年以后将进入“发展完善期”；值得全面系统总结的则是1992年至2009年的“形成初期”；1992年以前至改革开放之初应为“探索期”。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同时，鉴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开放性、试验性、规范性、示范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体系，既要满足上海服务全国的需要、又要符合通行的国际惯例的要求。最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应该逐步与世界金融中心的法制趋同。
建立健全比较完备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规体系，务必动员各方力量，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根据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大局和上海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区别轻重缓急，尽早启动立法规划、合理编制年度计划、及时组织解读培训、定期进行检查评价；同时，对已出台的各种相关法规政策，适时进行修改、清理、汇编、编纂。不要忽视对有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法规的清理工作，正如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主任黄毅所言“清理不容易，不清理了不得”。凡是经历过法规清理工作的人，大都尝过“剪不断，理还乱”的折磨。坚决避免出现“废法、修法难于制定新法”的现象，我们应以播种绿化地的精神，搞上海的金融立法，以根治苏州河的精神，抓上海的法规清理。因此，笔者建议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机构，尽快组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规信息系统”建设，并形成“立、改、废”相结合的长效良性工作机制。
△ 结语
无论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多么长，期间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在立法形式这个问题上，道路非常广阔，方式非常灵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国家立法不仅可以进行一般立法，也可以进行特别立法。国家可以针对特定地区立法、针对特定行业立法、针对特定企业立法、针对特定事项立法。上海地方立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更没有必要绕过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划分。事实将会证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立法问题，既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瓶颈，也不会对国家立法权构成挑战。凭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世界金融立法经验，足以解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立法形式问题。其实，最为基础的还是上海的金融创新试验是否成功、上海和有关部门所提的各项立法建议是否切实可行。至于立法决策不会成为障碍，因为这是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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