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价值与司法适用：纠纷解决视野中的致送机制/林智明(3)
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本文对致送作以下定义：所谓致送，是指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根据法院国冲突规范的指引，适用外国冲突规范来确定处理案件的实体规则，以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促进并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民商法律秩序的一种冲突法机制。
（三）“致送”的样态——理念、方法、制度及原则的多层复合
“致送”在从学说法上升为国家法的制度化历程中，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在法律价值层面，其具备理念的形态饱含丰富的价值因素而并非一套纯粹的技术空壳。在传统国际私法时代，“致送”自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的“福果案”（Forge’s Case）开始就具备了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以维护内国经济利益的理念，之后，随着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其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的手段得到强调，达成判决结果的一致成为普适的价值标准。进入现代国际私法时代以来，那种认为“反致条款之能在某些条件限制下，使各国法院对同一案件，得到统一判决外，别无他种价值”的观点遭到有力的批驳，[10]致送价值的综合观得以确立，个案公正合理的现代目标得到弘扬和重视并居于价值体系的核心，[11]实现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秩序化和安全成为了新的时代追求。[12]致送正是上述多元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在法律方法层面，致送显现为选择处理案件准据法的思维、方式和技巧，如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8条第二款规定：“如特定法律选择规则的目的在于使法院就案件事实得出的结果与另一州法院审理该案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则法院可适用该另一州的法律选择规则，但要考虑实际可行性。”该规定虽未采用致送（反致）的术语，但实际上致送（反致）被当作为结果选择的技巧而存在。[13]在法律规范层面，考察各国立法实践，致送则具有制度及原则两种样态：前者如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1987《瑞士国际私法法规》，致送被规定在法典的分则中作为一种例外的制度适用于继承、民事身份、亲属等若干有限领域；后者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86年《联邦德国国际私法》，则将致送规定在法典总则中，作为一条普适的原则。多种样态不同层面的复合，组构了致送错落有致的立体式图景。
二、正当基础与制度建构：致送作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冲突法机制的考察
（一）正当基础——基于纠纷解决的历史性及中国语境的现代性辨析
对反致理论论战的各种论据，有学者在法哲学方法论角度将其进行梳理并归纳成为以下三大类：一类为“教条论”（Dogmatic arguments），其从概念主义出发，以冲突法的逻辑纯粹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国家主权论、逻辑论和修正的逻辑论；另一类为“功能论”(Functional arguments)，其从经验主义出发，以冲突法体系的功能目的性为基础论据，包括围绕“实现判决一致性”、“适用法院地法”和“适用较好法”展开的争论；第三类是“技术论”（Technical arguments），主要从反致操作可行性展开论战。[14]可见，传统反致理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其局限于从自身的属性上去寻找存在的合理性和制度化的正当依据，这无疑落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窠臼。“有国家，有社会，有纠纷，就有法”，法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其赖以维系的各种物质生活条件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一项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植根于其所立足的社会土壤，致送的制度化根据亦深深隐身在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
总共1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