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价值与司法适用：纠纷解决视野中的致送机制/林智明(4)
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实体法机制到实体法、程序法和冲突法多元机制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15]其实体法机制及程序法机制的萌芽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的古代欧洲。古希腊的商业惯例如在海上贸易中心的罗得岛地区发展起来的罗得岛法（Lex Rhodia）作为共同的原则适用于整个城邦社会，而古罗马的万民法则成为适用于罗马人与外国人以及外国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成为早期普遍主义的实体法机制的雏形；而为适用这些普遍规则处理跨国争议的特别法庭，[16]尤其是古罗马的外事裁判官制度则是程序法机制的原始发端。进入属人及属地主义时代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转而适用内国单边的实体法，步入漫长的特殊主义时期，直到19世纪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肇始，才逐步趋向对普遍主义的归复。程序法机制则从托勒密王朝时代开始演变，[17]仲裁、诉讼等各项制度日逐完善、不断丰富。作为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第三类手段的冲突法机制，其出现则是较晚的事，是纠纷解决法克服实体法机制缺陷的必然。欧洲大陆进入13世纪后，跨国性商业往来尤其是区域性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各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激烈争夺对跨国纠纷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法律冲突问题应运而生。意大利的各城邦国家渐发现，一律适用内国实体法并不总能带来公平合理的结果，无视外邦国家利益和法律的裁判往往得不到外邦的承认和执行，从而影响及阻碍跨国民商关系的发展。出于公平合理处理跨国纠纷以促进国际民商关系顺畅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外国实体法的效力并予以适用便是司法实践多国博弈的结果。冲突规范宛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凭借巴托鲁斯的智慧以“法则区别说”的原态迅速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夜空。戴西和莫里斯在分析英国冲突法实践后指出，“反致的产生，就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历史”。[18]出乎巴托鲁斯意料的是，他为解决各国实体法律冲突而殚精竭虑创造的冲突规则，会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卷入到无穷的冲突漩涡之中，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在经过冲突规范解决实体法冲突的问题后，又遭遇了冲突规范之间“二级冲突”的新难，致送作为协调冲突规范冲突以达到最终有效解决国际民商纠纷的手段和新机制终被催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冲突规范通过规定的连结点来寻找处理案件的实体法，这种选法机制对准据法指向的是包含冲突规范在内的外国法律体系，并非具体的法律规则，外国冲突规范被指引和适用就具有逻辑基础；传统冲突法机制是种“分配法”或“管辖权选择方法”，其在确定处理纠纷的准据法前并没有考察该法的内容，对适用该法所产生的后果无从知晓，无法保证案件的处理达到公平的预期。即便现代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传统僵硬的冲突法机制进行改良后，由于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最密切联系地法也只能满足国际民商纠纷的解决获取立法的公平而不能确保个案正义的实现，就需要进行新一轮法律选择对不良的适用后果加以矫正，这是致送产生的客观基础。当代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致送，则是其正当性强有力的彰现和明证。当然，各国对各种致送类型的接受程度是一个国情问题，取决于一国国际民商关系的发展阶段和国际民商纠纷的实际情况。正是国际民商关系发展水平和国际民商纠纷情况的不同，导致各国致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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