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判决书应增强透明度与说理性/车艳军(3)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有人担心将“预防犯罪”（即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在此处仍采用通说中的称谓，但内容已不相同）作为刑罚的目的就会导致刑罚漫无边际的严厉，甚至为了威慑他人而对没有犯罪的人适用刑罚，换言之，只考虑“预防”的目的刑罚便没有上限。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在研究刑罚目的的同时是不可能脱离刑罚的本质的，目的受到本质的制约（刑罚目的与本质的关系前文已经论及）。笔者认为，刑罚的本质是报应，这便给刑罚划定了上限，即只能在罪刑相适应的范围内科处刑罚，刑罚的目的只能是在这一报应本质制约下的目的。二者相结合，不仅弥补了报应刑不能解释免除处罚、缓刑、减刑、假释制度的不足，也克服了预防刑无法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缺陷。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刑罚的目的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但并不是意味着目的沦为本质的奴隶，人们要充分利用刑罚的本质去实现刑罚的目的，也就是说“预防犯罪”是第一位的，报应是第二位的。因为，刑罚本身是一种对犯罪的恶报，“与恶行发生后期待恶报相比，人们肯定宁愿期待没有恶行。显然，恶有恶报是不得已的，而没有恶行才是最理想的状态。”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刑罚的程度会越来越轻，非刑罚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罚目的在本质的限制下，可能使刑罚朝着时代进步的方面发展，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就不必一定要采取刑罚这种痛苦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犯罪不需要处刑时，可以考虑免除处罚，在需要使用刑罚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刑罚目的的需要，即对社会的警戒作用，其次考虑报应的要求，以报应的标准限定刑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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