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西龙胜韦某金融诈骗一案的研讨！ 诈骗乎？罚金重乎？？/龙君钱(2)
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虽常被适用。但执行效果却差强人意，往往会出现被告人根本没有资金或其他原因难以执行。正如陈兴良在人大社的《宽严相济刑策研究》第115页中的“统计研究表明，其罚金刑的执行率仅有36%”。笔者断言，像本案20出头的青年农民韦某这一年龄段的绝大多数青年不可能有如此多执行款，即使打工每天30元，看来韦某不吃不喝也要700天哪。本案会不会成为一种所谓“空判”，我们拭目以待。
之三：罚金刑如此之重，必会株连其亲属。
罪者自负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像生命刑和自由刑比较容易理解也不会株连其他亲朋。但是财产刑却会直接株连无辜。特别是本案被告人父母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祈祷他们能顺利走过这一关。不要像去年在桂林市打工的两位龙胜姐妹因被骗4万元钱双双自杀（详见《桂林日报》）。其实本案的主观恶意程度并不深，比起龙胜政府某办公室那些“骗”扶贫款17万多元的那些共同犯罪分子来说（详见作者著的资料5）。简直天壤之别！
本案被告人年仅20余岁的农民，也刚脱离父母的肩膀。由于无法抵挡一瞬间突如其来的诱惑。为此需要这个家庭或者整个家族来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盛行的今天，未免还有“重（罚金）刑主义”的残留之嫌！
之四：最可怕的是由于这种“重刑”，将有可能导致再次犯罪
通过这种不合理的罚金刑，实际上已经彻底改变了农民韦某家庭的正常生活。虽然没有给亲朋邻里留下“蹲过监狱”的烙印。但过重的2万元罚金，不利于其改过自新。相反，极有可能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这也是我们同为一个龙胜农民不愿意看到的。
由以上弊端我们不难看出《刑法》第52条的规定中无“财产情况决定数额”是不科学的。立法者应当考虑恢复19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52条“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财产情况决定罚金数额。”
其实低于法定刑的判例并不是没有的，如某歌厅经理黄某，冒用他人证件到银行取走34463元，也就并处了3千元罚金而已。这个案情详见沈德咏的《经济犯罪审判指导》中，同时在复旦大学社的《刑法案例教程》第412页也记录了该案件。至于本案，若并处法定刑之下，是常人能够理解的。甚至会认为，龙胜法官并不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形容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被告人亲属也会感激不尽。
综言，本案是诈骗还是盗窃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但并处的罚金刑过重是有目共睹嘀。作为一群有智慧哲理的法官，在研判法理、换度人情的基础上，应使得这样的个案处理达到“钱法和谐”之境，那也是我贫困县贫民之福祉啊！（完）龙于陋室 2009-12-5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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