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心中的“称”/龙城飞将(22)
[14] 宋圭武：《机会主义问题研究》http://space.cenet.org.cn/user1/479/archives/2005/613.html2007年11月26日访问。
[15] 这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一件事，有一系列文件资料为凭。
[16]在现代的社会中，依据其社会地位之高低，人们至少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层和下层。“法律的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针对被告的每一个法律行动是案件所引起的法律总量的一个增量。……社会学理论，能够预测和解释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法律量的变量。”“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每一项法律行为都有关系，包括给警察打电话、拜访律师、被逮捕、被起诉、庭审胜诉的可能性、处罚的严厉程度，以及上诉成功的可能性。用一个短语就可以描述这些影响因素：法律量的变化。”法律的量与社会地位有直接的关系。与冒犯了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相比，那些冒犯了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西方的法社会学的对具体案例的大量研究，阐明了“世界各地及贯穿历史的一条法律行为的原理：下行的法律严于上行的法律”（[美]唐纳德•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9页）。
[17] 寻租理论的最早渊源，是1967年图洛克(Gordon Tullock)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后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即围绕政府的权力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这一理论对于政府失灵问题有巨大的贡献，布坎南本人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奖，与其对寻租理论的贡献有关。寻租理论发明后，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18]转自王长城教授个人主页，http://web.cenet.org.cn/web/wccw/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45512&detail=1。
[19] 在许多劳动案件中，劳动者一方很难得到公平的判决。员工在进行劳动诉讼时，不但得到判决书输来的“负正义”，在庭审过程中已经倍受“负公平”煎熬。在劳动纠纷案件上，法官的处理有惊人的相似。原因很简单，因为劳动者弱者。只有劳动者拼死相争，才有可能找回“公平的判决”。在此，之所以给“公平的判决”加引号，是因为这是“迟来的爱”。迟来，意味着需要权利救济的一方又耗去多少时间和精力，失去多少可能发展的机会？参见李泓：《为何剥夺我的劳动权？》，《深圳法制报》，2003年1月28日《六年苦守“大水坑” 终得薪酬二万八》，《深圳法制报》，2002年9月25日；王子亻全：《苦苦追欠薪，历时十一年》，《深圳法制报》，200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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