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如何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钟伟苗(2)
当然，实践中确实也经常会发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暂时或局部的不统一的情况，因此，我们要追求的是两个效果之间最大限度的统一。如从办理故意伤害案件来说，检察机关该捕还是不该捕，该诉还是不该诉，该退补还是不退补，以及什么时候退补，什么时候改变强制措施，掌握什么时候调解最合适，什么时候起诉等等，都要因人因案而异。但标准只有一条：即既要严格依法，又要方法灵活有利于化解矛盾，努力实现当事人和谐和社会和谐为目标。如果我们的办案方法是千案一面，表面上是严格依法了，但怎么可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呢？又怎么能说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法律效果呢？
在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关系的认识上要防止二个极端：一是看不到二者基本的一致性，认为一提社会效果就是不讲法律效果。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因为法律总体上是为社会服务的。二是看不到二者暂时的或局部的矛盾性。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因为从哲学上讲，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事实上，二者之者在暂时或局部是经常发生矛盾的，因为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看不到矛盾就不可能想办法解决矛盾。因此，我们在办案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时刻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大限度的统一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二要把探求法律的真谛和追求最大范围内、最长远社会效果作为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有效手段。我们追求法律效果，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但由于法律本身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特点，使得不少情况下对严格执法涵义的理解本身也存在不小的争议。如劳动法规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的是工伤（认定工伤的情形之一）。在这里，48小时时间界限是确定的，但医院或亲属的行为却是不确定的，对伤者积极抢救可能会延长其死亡时间或不死亡，如果伤者突发疾病至死亡的时间超过48小时就不能认定为工伤；相反，如果伤者亲属主动放弃对伤者的积极治疗，伤者很可能会在48小时内死亡，而这却却是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之一。如果我们作工伤认定的行政部门机械执法，把前种情况一律不认定为工伤，就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样“严格执法”的社会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法律效果也是无从谈起的。但是法律又必须有一个边界，否则就会没有准星。接上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11月1日作出劳社部函[2004]256号《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但我认为，对上述意见的理解仍是具有推敲空间的。我们不谈该意见的法律地位问题，对其内容我们仍要具体分析。如果病人的病在医学上通过积极的治疗措施有治好的可能，则48小时的计算时间起点应从医学确诊时起算。这样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注重社会效果。其实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实践中是不少的。事实上，严格执法与正确解释法律是不矛盾的。由于解释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近年来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叫法律解释学。梁慧星教授《裁判的方法》一书虽然是民法解释方法论，但对我们从事其他法律工作来说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的。正确的法律解释过程就是我们探求法律真谛的过程。我们探求法律真谛是严格执法的基础，对于离开这个基础的死扣条文式的“严格执法”应予摒弃。同时，我们追求的社会效果应当理解为不是局部的在地方或部门利益背景下的社会效果，也不是暂时的在短期行为前提下的社会效果。我们追求的社会效果应当是在最大范围内符合公序良俗的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符合最长远利益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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