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务员犯罪的思考/袁征

关于公务员犯罪的思考/袁征
关于公务员犯罪的思考

袁征

　　法律界有一句话“外国法制史”就是中国现代法制史，反映出我们在学习西方上尽心尽力，不惜人力财力来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法条越来越多，案件越来越多，懂法的越来越多，知法犯法的越来越多，2003年以前五年全国的刑事案件，全国刑事案件：360万，涉嫌犯罪率0.25 %，国家工作人员：20万，涉罪率0.5%，司法工作人员：2.5万，涉罪率1.25% （1），不难看出，我们的法律有需改进之处，我们在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也应该审视一下我们的吏治文化，以期建立适合我们国情的吏治文化。

一，儒家的官吏修身思想

　　先从儒家说起，儒学讲究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可以批判的是“明君思想”在现代社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修身”却是对每个时代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修身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修身好了，就天下大治了。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知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些观点，成为千百年来的做人做官甚至是为君的标准与旗帜，儒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来落实修身的追求，比如说孝道，孝道为自愿自发的道德实践，不为时间、空间、政治、人事、制度等外在因素所影响。孝顺父母即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自然表现，是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其能发展者，精神上乃是源於孝道文化（1）。封建制度也规定了许多制度来约束官吏，也使得孝的观念深入官吏的心，对鞭策其为人处世如何做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它是不能解决吏治的根本问题，但是它的重大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二，法的慈心

　　我佛慈悲，大慈大悲，有损已利人之心甚也，我们不能像佛那样忍受过错而一味凭任，但佛对罪的心态是可取的，犯罪的人是可以被改正的，只是误入迷途的羔羊，是可以回到我们之中来的，仇视和严刑酷法是不起重大作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长期来看，只会是误入歧途，引人入绝路，适得其反。人谁无过，普通可能离犯罪远些，但日常生活中，难免普通人普通情况下有不普通的想法，然后超出普通一点，做了出来，就犯罪了。大部分犯罪都是出于一时激愤或冲动的无预谋的犯罪。犯罪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实施了侵害行为，部分人认为有道理或安全必要在其它一部分人看来很可能是没有道理和不安全的。上到秦始皇，下到朱元璋，严刑酷法都维持不久，犯罪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秦朝在大路上看到囚犯穿囚服的比例是1/3，弄的社会像地狱，民怨载道。朱元璋的残酷吏法连自己的子孙都不用，他们及他们的大臣们也明白了，人谁无过，自己也有可能犯法，万一用到自己身上，就太不值了，所以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好了。所以没必要仇视，并巴不得一棍打死，要给予关怀，要像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一样。给予机会，重新做人，重新融入社会，要维护他们必要的尊严，逮捕的时候，维护他们的隐私。在公开或公众场合，可以不穿囚衣，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保留自己受过刑法处罚的历史，给予他们自己感受自己尊严的感觉。社会像个湖，她有自身的消除污染的能力，湖底有些黑污的东西总是要存在的，如果要是把黑污清除，湖水就要变浑，黑污总归要有，那湖水就一直浑了，所以不要怕有的人执迷不悟，黑污总归要有，社会能承受，能容纳，对犯法的人仁慈之心，不会减轻刑罚的教育作用，恰是相辅相成，很简单，自觉更有效果，当然不是说不要惩罚。犯罪人只是需要进一步教育的人，公务员犯罪也是社会文化历史等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一味的仇视，公务员大部分是从群众中的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违法犯罪，不是他们天生劣根，是没经得起诱惑。你我这些普通人与他们换位的话，类似的违法行为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不要仇恨的很，法律对公务员犯罪的定罪量刑是够严的，死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依法办案，也要考虑到当事人的悲剧性，从而找到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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