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经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朝拜者(2)
二、新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伴随着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和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提出，建立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学说受到了批判，其合理内核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调整对象的问题上，“新诸说”否认了“老诸说”中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纵横经济法学说对于经济法“诸法合体”的大经济法评判，否定了经济法对横向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型关系的调整。认为要正确界定其调整对象，首要工作是确定作为其立足点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存在和相互统一，以致肯定了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应当在保留国家的前提下节制国家的观念是其社会基础；确定契约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关系，认为对人权的保障应实现最大程度的关心弱者和最下小程度的干预强者以及一般的社会群体的观念是其政治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自由的肯定和尊重以及对国家干预的呼吁和限制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同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自由竞争出发，得出其必然派生出的两大属性，第一个是由于过度和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垄断，第二个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竞争盲目性和无序性，肯定了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为纵向经济关系的观点，并进一步实现统一，将其总结为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
其次，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性质和调整方法的问题上，“新诸说”否定了“老诸说”中经济行政法学说和纵向经济法学说中将权力性质简单界定为行政权以及调整方法认定为行政权对相对人的指令与服从、指导与参照模式的观点。在权力性质上，“新诸说”认为行政法的本质是对行政权的控制，是控权法，因此行政权应严格的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则，减少甚至禁止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因为经济条件的客观多变性，不能也不应该严格的遵循该原则，应当允许其有一定的弹性范围，是一种不同于行政权的新型权力。在调整方法上，“新诸说”强调其干预的方式和成都不是直接的、微观的而是间接的、宏观的，提出了“对市场经济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调控规制为辅”的调控理念，强调了国家以成文立法的方式赋予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力，否定了政府不恰当的强制性指令行为，突出了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调控行为，回归到法律化的经济手段、一种社会整体调整机制的轨道。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在经济法地位的关键问题上，通过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确立，表明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客观必然性，根本上否定了“老诸说”中所有理论对经济法不是独立法部门结论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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