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经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朝拜者(3)
三、经济法学说的务实性和务虚性探析
学说是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的主张或见解，其提出的主体是学者。“学术是自由的，与政治无关”，这是普遍国家对学说自由的包容和尊重。但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学说只能“务虚”而不能“务实”。相反的，我认为，学说来自于现实，其最终也应当服务于现实，应当是学者用学术自由的盾牌，抵制外来不当的政治干涉，最终实现为社会集体谋福利的目的。因此，学说的务实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讨论产生基础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在产生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别，即西方社会是在“自由主义”盛行，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中国则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导致市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产生的，换而言之，西方是由“政府不干预”到“政府干预”，而中国是“政府过度干预”到“限制政府干预”，所以基础的不同必然要求得从中国的现实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在这一点上，相比较李昌麒教授的“国家干预论”，笔者比较赞同漆多俊教授的“国家调节论”，即中国经济法更主要的是“限权”而不是“赋权”。
（二）讨论经济法本质的务实性
笔者认为，学说渊源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无数的人所构成的，因此对学说的探讨离不开对人性的探讨，这一点在经济法学说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矛盾，是赋予政府权力又限制政府权力的根源所在。从人性角度来阐释，市场失灵是因为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而导致的，而政府失灵则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人性本质所必然要求的，因此经济法的本质就与人性的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在肯定民法人性自由的基础上，调整人性发展中的失衡，解决人性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调节，可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是人性失衡调整法。
（三）学说促进立法、立法尊重学说
毫不夸张的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法研究相比，中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发展速度很快，争论激烈，流派纷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体系。但是，在对立法的促进作用上，与世界诸国相比，却有着较大差距。法律实用的前提在于形成具体的规则，学说实用的表现也即在于一条条具体的规则，这一点对经济法学说也是同样适用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我国经济法学说在这一点的表现上不如人意，被置于“经济法是无用之学”的尴尬处境。诚然，一方面，这是中国现实权力结构而导致的，表现为立法不尊重学说。以反垄断法为例，虽然学术上对其提出了诸多的完善意见，但却迟迟才出台，究其原因竟是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对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产生矛盾而一直拖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是学说的务虚性导致了立法上的难题。就我国立法而言，财政金融法的法规堕入牛毛，充斥着法律规则的条条框框，而学说研究却没有很好的对多如牛毛的法律规则进行有效的总结，深掘其本质，概括出其中的法律原理和法律精神，从而更好的指导我国的财政金融立法。此外，对于经济法主干和基础的计划法和国民经济稳定法，我国至今尚未制定，这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学说理论研究的不足。
总共4页
[1] [2] 3
[4]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