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刘建昆(2)
二、单一体制下地方自治的维度。
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开发人民智识，促进地方文明开化，提高民众自主能力。然而在我国现行“单一制”体制下，地方自治缺乏法定权力的空间，由此在公物法带来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尽管地方各级实际掌握、管理和保护着大量的公物，但是这种掌握、管理和保护很难得到法律层面的确认，公物分级管理的制度十分混乱。可以说，我国城管制度的乱相，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地方与中央的权责不清有很大的联系。
在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公的设施是管理一项重要自治权力。根据日本的自治法，公的设施是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为增进居民福利而建造的供居民利用的设施。“关于公的设施的管理，除法律和政令有特别规定的，必须由地方公共团体议会条例对其作出规定。原因在于:居民利用、使用公的设施时，有关使用申请程序、使用条件等事项必须事前让居民知晓，给予居民使用上的便利。同时，还有必要排除违反便利居民目的的运营管理方式。地方公共团体制定有关公的设施管理条例时，应规定的事项包括:利用公的设施的许可、利用费的金领和收取方法及利用费的减免、利用的限制、公的设施管理的委托、罚则等。”在台湾地区，城市管理中如摊贩管理、市区道路挖掘的公物警察等，也均属自治事项，各地方可以制定各种自治条例。
可以说，即便是中央在产权层面上对城市公共设施等公物的管理和保护有了立法，中央也不可能对地方的管理事物大包大揽，其具体的执行和管理、保护，有必须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从实务的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确是是一种地方事权。然而，与财政税收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中国式自治悖论一样，目前城市公物管理和保护的放，同样出现的“乱”的迹象。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究竟什么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才是适合中国的？
笔者曾经偶尔看到台湾地区某地方议员讨论当地摊贩问题和违章建筑问题的速记录，一个深切的感觉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方民主的滋养，是形成不了真正的地方自治的；尤其在城管执法方面，当完善的中央立法与独立的地方治权这两种重要支撑均不存在的情况下，恐怕还要乱上一段时间。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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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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