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学不能代替现实（六）/龙城飞将(2)
例如，辛普森杀其前妻案中，他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首先因为情感原因他与前妻离了婚，因而他可能有杀妻的动机。其次警察发现了他在现场出入的一些证据，加大了对他的怀疑。以云南省的杜培武为例，他的妻子与别人私通被犯罪集团杀死，在案件没有其它线索前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到是否他因为知道妻子出轨而动了杀机等。这就产生第一个三段论，辛普森和杜培武的妻子均死，且是被杀，从现场勘察看凶手不是为了钱财，可能是由于某种仇恨。第二个三段论，他们俩人均与被害人有过夫妻关系，刑事案件中因情而杀的比例很大，因而情杀的可能性很大。第三个三段论，若是情杀，故意杀人的嫌疑最大，所以他俩人故意杀人的嫌疑很大。由于有这些合理的怀疑，警察可以先从这两个嫌疑人开始进行调查。遗憾的是，云南杜培武案中警察在侦查中没有彻底地贯彻逻辑的思维模式，比如，杀杜培武前妻的凶手必然在现场，但没有证据证明杜培武案发时在现场。在此阶段，检察官与法官的思维模式应当是相似的。
第二阶段，寻找适用法律的过程。案件查明后，就要寻找适用的法律。若犯罪嫌疑人是以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钱财，则对应适用盗窃罪条款。若犯罪嫌疑人是致他人受伤或致死，则适用刑法关于杀人的罪名或故意伤害的罪名。以杨佳案为例，事实已经查明他是到警局故意杀人，适用刑法第232条，可以故意杀人定罪。
第三阶段，作出判决阶段。但待事实查明后，适用的法律找到后，用一个三段论推理可以解决问题。例如，大前提，法律规定以秘密的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是盗窃罪。小前提，查清某人以秘密的手段窃取了他人达到判决条件金额的钱财。结论，即判决，此人构成盗窃罪。若事实已经明清，但找不到适用的法律，以许霆和梁丽案件为例，就应当依法律的规定以侦查阶段停止侦查，在审查起诉阶段决定不起诉，在法官审理阶段作出存疑无罪判决。
我一贯的观点是，先定性，再定量。在上述三段论完成后，法官再根据已经定性的罪犯应当加重或从轻的法定情节，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其应得刑罚的轻重，即决定其应受刑罚的数量。
综上所述：刑事司法过程是一个严格的逻辑推理过程。查明事实过程，必须符合逻辑。其一，在方法论上，须穿梭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之间。确定怀疑对象，多用演绎法，而将怀疑的目标彻底地集中于一人身上，则较多的使用归纳法。以上海杨佳袭警案为例，他事先准备了凶器，他实施了袭击警察致死的行为，被害人的尸体、血迹等均指向他实施了这一犯罪行为。其二，在逻辑推理的前提上，穿梭于证据事实与法律规定之间。目的都是查清事实真相，并且能够给犯罪嫌疑人一个定性的基础，即他是犯了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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