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劳死”漫谈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张喜亮

从“过劳死”漫谈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张喜亮
从“过劳死”漫谈人力资源管理科学——用科学发展观反省人力资源“强化”管理

张喜亮

一、过劳致死的社会原因之思考

　　偶读韩国之报道，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当属中国，年均过劳致死约60万人，知识分子的寿命十年来缩短了6岁。零点调查&指标数据于2005年9月利用电话、约访、mail、传真等多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城市对跨国企业员工进行的访问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的跨国企业员工中，逾90%的员工都有“过劳”现象，5%的员工具有10项以上的症状，随时可能结束生命。这些数字的真伪不得而知，但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过劳致死的事件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清华大学的两位教师因为过度劳累而相继辞世，后来又有上海的陈逸飞先生过劳致死，又闻北京的出租司机猝死，广东某女工连续做工几十个小时而猝死，何为员工过劳而死，演艺名星过劳而死或不寿而终者亦非罕见。遍查网报，过劳之死者似乎没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官员、有脑力劳动者也有体力劳动者，还有自由职业者，教授、博士“无因”自尽等等不乏报端。
　　这些人猝死的原因，也许会有很多的解释，比如身体健康不佳、个人心理素质问题等等。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些人大多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其高度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2个小时以上，每星期几乎就没有正常休息的时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多见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承担着良知和道德的重压，有的高校教师不堪重负自绝生命。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无不是在精神的或身体的或兼而有之的某种高度压力之中，就是那些公务员和企业管理者们也无几不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据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国人有约1600万的人处于某种精神病症的状态，且有60%未曾接受过任何心理治疗。
　　过劳致死的事件并非主要是死者个人的原因，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从科学的发展观着眼，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建设。曾几何时，似乎全社会都鼓吹的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力竞争优势等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和漠视人性的潜意识之反映。这种观点波及到企业等各种用人单位中，就是为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惜人力，长期以来，我们的人力价值被严重低估。回想当年，党中央、国务院既定改革目标是改革那些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环节；可是，在实施改革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在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改革生产力：不思从提高管理水平和改进技术素质方面推动发展，不思群策群力集中全体员工的智慧来实现单位的进步，却专注于迫使职工服从和几乎是无节制地降低人工成本，从推销满负荷工作法到超负荷工作。劳动强度不断加大，不顾职工的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一味地实行“强权”管理：甚至提出口号：“今天不拼命干工作明天即拼命找工作”、“进了厂门放下一切自由”，实施所谓看似合理的“末位淘汰”等等，这些几乎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过劳致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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