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王占洲(6)
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龋蚱渥陨硖跫谋浠滓鸦旧ナ：ι缁峄蛩说目赡堋⒎腊淌滤咚铣陶＝械目赡埽渖缁嵛Ｏ招苑浅Ｐ』蛘呋久挥小?
2、《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同《刑事诉讼法》及其自身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存在明显冲突。其规定凡符合该禁止性规定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不适用取保候审，而且无论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正在怀孕或者哺育自己的婴儿、对其的羁押期限是否超期、对其的量刑幅度可能怎样？这一切都源于在该禁止性规定中片面地理解了取保候审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用“社会危险性”的部分特征全面替代了“社会危险性”的内容，也正是这种禁止性规定的片面化，导致了其同取保候审条件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却仅从公安、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将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范围扩大，尽可能的剥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保候审权利。例如：正在怀孕即将分娩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她肯定能够获得批准而不用考虑其他附加条件；依照《规则》和《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可能这样，如果她是累犯或者实施是暴力犯罪，对她就肯定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三）在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取保候审申请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权利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从法理上讲，既然法律赋予了诉讼主体一定的权利，那么它就应当同时赋予该诉讼主体相应的程序性救济权利，以保障该权利的不受侵犯或最终实现，所谓程序性救济权利是指“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1]。在我国的取保候审程序中尤其需要这样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只能向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提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没有规定由专门法院对取保候审申请进行裁决），而作出羁押决定的通常都是承担侦查、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除了寄希望于公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之外，没有什么程序规定能够保证公安、检察机关在审查申请时不受其自身职业需要的影响、公正地对待申请人的申请，更何况，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2]然而《刑事诉讼法》在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时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赋予了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没有为其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当审查取保候审申请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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