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11)
（一）刑罚制定方面
1、缺乏可适用于未成年的刑罚种类。我国刑罚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对于主刑，我国现行刑法除了规定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一律不适用死刑外，其他的刑种在适用方面并未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这一主体。也就是说，管制、拘役与无期徒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且管制与拘役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时与适用于成年犯罪人时具体条件完全一样，而对于附加刑，也是全盘的未作修改的一律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样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2、刑罚广度过窄。笔者所谓的刑罚的广度是指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确指出未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但从刑法条文第十七条关于“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可知，十四周岁以下在我国是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即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不管实施了多么严重的危害行为，不论其主观意志如何，一律不得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无疑为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设置了一道“免死金牌”。然而，随着未成年人早熟以及犯罪现象日益严竣等情况，该规定的弊端不断凸现出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刑罚的广度，适当降低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成为当前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刑罚裁量方面
1、从宽处罚原则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得知所谓从轻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相应的刑种和刑期。但在什么情况下从轻、什么情况下减轻，以及从轻减轻的具体幅度又是多少，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由于缺乏操作性强的具体标准，法官在实际审判中难以把握，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易出现同种案情处罚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影响法律的公正性与稳定性，法律的严肃性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2、未排除累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到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人。累犯之所存在，是因为构成累犯的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较大，他的出现不仅使刑法所固有的权威和尊严为社会公众所怀疑，且是对潜在犯罪人的鼓励，使其藐视法律而将犯罪倾向转化为现实，从而对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坏。对于累犯，我国刑法是予以重点打击的。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从法条内容可以得知，累犯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只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能因再次实施犯罪而构成累犯，从而受到从重处罚，这一规定当然也适用于未成年人。换言之，对于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内如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应当从重处罚。这无疑忽视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强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险性也远远小于成年犯。因此将累犯完全适用于未成年人，将面临着剥夺其减刑与假释的机会，而完全抹杀其与成年人的差异，不利于未成年犯罪的积极改造与顺利重返社会，与我国一贯主张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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